■ 刘圆娟
随着乡村环境整治,老家农村的环境变得鸟语花香,整洁体面。每次在山野之间漫步,总是可以遇到一丛烂漫的日本樱花,在枝头上嘀啾的灰喜鹊,芳香扑鼻而来的金桂。
苗木基地里栽满各色景观树,茶园里新翠陈绿,花坛里五彩缤纷,一条柏油马路纵横南北。领教过江南美丽乡村建设的昂扬气象,难免会生出几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慨,忍不住怀念童年时的江南小村,袅袅升起的炊烟,雨后泥泞的马路,走街串巷叫卖的麦芽糖和棒冰,年节里杀猪全村围观的热闹场面。
与如今悠然自得的心态不一样,童年时的饮食习惯是步步为营的,吃了上顿计较下顿,不敢奢望明天的大鱼大肉,只能牢牢抓住眼前的近在咫尺的美味,甚至透着几分急切与贪心,恨不得把有限认知里的那些美食都填进胃里,对贫苦清寒的生活进行一种报复式的享受。
但凡得了价值不菲的吃食,比如村里富户出差带回的散装徐福记糖果或者上海亲戚捎来的费列罗巧克力,总会当成宝一般,小心翼翼藏在兜里,抓住机会在同村小伙伴跟前炫耀一番,舍不得让那些美味泯然于尘土。
与如今精致的美食不一样,童年时可吃可玩可以欣赏的食物远远没有那份精细与后工业时代突显的加工流程,不管是在灶膛里焖山芋,还是去雨后初霁的桑树田里采摘暗紫色颗粒饱满的桑葚,那时候美味基本上是原生态,底子干净,没有网络上流行的科技狠活,也没有传说中的各种添加剂。
秋雨凉爽,山林尽染,一簇簇野菊花为乡村平添几分野朴的诗意,稻田等待收割,麻雀迫不及待窜进去觅食。村里有个来自贵州的年轻男人,娶了与我年龄相仿的小姐妹,这贵州男人喜欢鼓捣一些平素在村里不怎么流行的东西,比如用废弃的箱子养野蜜蜂,去村口的水渠里抓黄鳝,在小村腹部的池塘里捕捞白鲢鱼和可以拿来熬浓汤的河蚌,有时候还会去后山用自制的陷阱逮鸟雀。
听父亲说,贵州男人将逮到的大山雀脱毛清洗干净,用五香大料焖煮炖烂,却还是掩不住那一股子野物天然的腥味。对此我私底下有一种多管闲事的心疼和惋惜,在我看来,鸟雀属于山林,象征着自由,它的归宿万万不该是人类用来满足口腹之欲的油锅。
春晖落在山野,万物催发,乡下田园焕发出清新生机。轮到母亲这个家庭主妇登场,挎着篮子去野地里采摘野蒜,在铁锅里滑一层油,将野蒜切碎和面粉拌匀,摊饼子的香气漫溢而出。野蒜饼香气里充满田野微风的清爽与甘冽,没有半点杂质。一口咬下去,那松软香脆的饼子唇齿留香,回味醇香,仿佛可以通过农人的味觉还原那片山林的苍莽与茁壮。
印象深刻的还有池塘里那些埋藏在淤泥里的河蚌,这是村里几个年轻男人专属的活计。将水盆漂浮在水面上,赤着脚在池塘里慢行,用双手去感知淤泥里的动静。这些男人都是摸蚌的个中老手,不需要繁琐的学习流程,全凭经验和农村干活养成的手感。将摸出来的河蚌清洗吐泥,用菜刀剖开,用盐水浸泡半天就能下锅。老家流行的吃法是与秧草一起熬汤,十分鲜美,而且蚌肉好歹也是一种肉食,在那个肉类行情比较紧俏的年代算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替代品。
小时候我爸每天傍晚雷打不动喝一碗酒,从基因遗传上来审视,我跟弟弟都没有继承他饮酒的嗜好。但我弟有一次去超市购物,拿着精打细算的零花钱买回来一瓶江南酿造的米酒,我尝试了几口,从此打开我们对酒水的另一层视野。米酒的酒精度固然很低,但还保留了那么一丝酒精特有的醇烈口感,单独饮用或者搭配父亲过年学校发放的年货酱牛肉,皎洁月色还在,阡陌风景还在,文人墨客的忧愁似乎缺席了。我跟弟弟浅斟薄饮,就着地方电视台傍晚六点钟准时播放的日本动画片,颇有“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的快乐滋味。
那时候父亲经常酗酒,酒精燃烧他年轻时的豪情,也消解他壮志未酬的伤感。但母亲总是看不过眼,一边做家务一边对父亲发泄日积月累的怨怼情绪。大概是某种反向激励,导致我违背了基因里的传承,从记事开始我就对酒敬而远之,平时偶尔喝一点米酒,遇到重大节日的酒席和工作上的饭局,我也勉强喝一杯,但绝不会沉迷。
每次放学回家,父亲从村里小商店买来一瓶江苏自产的分金亭或没有牌子的粮食白酒,躲在小屋里自斟自饮。母亲不肯迁就,在厨房里唠叨,且故意摔摔打打。父亲就喝着闷酒,吃着简陋的炒花生米,留给家人一抹孤单的背影。很多年后,父亲因为身体原因不再酗酒,被迫放下男人们习以为常的消遣,开始学着养生,谨遵医嘱,很无奈,但这才是真实的人生。
在生活情趣上我是比不过表姐的,表姐一家经济条件比我家宽裕,过年她可以分到大白兔奶糖、奥利奥饼干和大罐子装的阿华田饮料。放假时我总是盼望去表姐家做客,趁机蹭她的零食吃。她耐心做手工,用糖果花花绿绿的包装纸制作一种彩色球灯,瞧着便心灵手巧,挂在少女时代的卧室里,也渲染出几分梦幻般的氛围。
一年四季我家也有放开肚皮吃的东西,过年家家户户登门拜年,我借着稚童身份,从大人手中讨到橘子香蕉、硬质糖果和超市里摆摊出售的膨化零食。与如今精美花哨的包装比起来是逊色的,但那时候没有挑剔的口味,也没有刁钻的攀比。就算糖果透着几分劣质的香精味道,也丝毫不会妨碍小孩子对糖果天生的喜爱与追逐。
除了相对丰盛的年夜饭,平时过清明节祭祖,母亲也会烧一桌菜,红烧肉和红烧鲫鱼几乎挑了几十年的大梁,依稀还是记忆中浓油赤酱的味道。近年外公外婆相继离开,在徒留怅惘的人间,几道一成不变的家常小菜大概也能承载这份慢慢消逝的思念。
那个年代江南农村的食单看似潦草,毫无讲究,但给我们这代人烙下的记忆变成广泛叙事的素材与某种意义上的情感回馈,每个人都有难以忘怀的童年,都有难以逃避的情绪焦点。我们不曾错过时代的变革与大环境的高歌猛进,也没有缺席集体记忆的沉淀。所幸我们都能在世事浮沉、沧桑巨变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触手可及的家乡齐头并进,共享一场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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