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亚平
偶尔读到余秋雨先生的散文《为妈妈致悼词》，勾起我对母亲的深深思念。
每年的正月十一，作为长子的我，除了召集妻儿和两个妹妹在我家里准备一桌丰盛菜肴，再烧一堆纸钱祭拜一下外，再无其他纪念形式。以这样的仪式借以寄托渐行渐远的哀思，年复一年，习以为常。
关于母亲，关于母爱，我想永远是普天下做儿女心底深处最柔软、最伤感、最不愿意触及的一角。这世上再没有什么话题比关于苦难的母亲、关于如海的母爱，会引起做子女的共鸣。只要说到母亲，回忆和追述就不再遥远。欲说还休，欲说还休，杜宇声声啼血泪，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年前有幸拜读了蔡竹良先生的散文《腊月的思念》，他说：“我一直都想写一篇关于父亲和母亲的文章，但迟迟不敢动笔，总害怕触碰心中的那份疼……”我深以为然。
我的母亲卒于2021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一），享年77岁。她逝于心脑血管病，走的时候很安详，像睡着了似的。
母亲只上到小学三年级，识字不多。她的一生平凡得如同草芥。然而却身集大部分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隐忍和宽容；1986年，46岁的父亲因患胃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彼时的母亲42岁，作为家中长子的我刚刚20岁，在社办厂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大妹18岁，小妹只有15岁，尚在读初中。父亲去世后，我被照顾顶替进了父亲原来所在的国营工厂。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在乡下侍弄四五亩责任田和自留地。自从父亲去世后，原本身体就不太好的母亲健康状况就更糟糕了，家中缺劳力，母亲带着我两个年幼的妹妹养鸡养鸭，喂猪放羊搞副业；平时带着大妹帮要好的邻居干家务活，把攒下的鸡蛋鸭蛋成篮地送给人家自己却舍不得吃一个；就这样，起早摸黑地以成倍的劳作换取农忙时邻居的一些回馈和帮助。那几年，母亲以这种“盘工”方式确保一家大小口粮无虞外，还不折不扣地每年如数上交国家的公粮。
一个病弱的农村妇女，以她的勤劳智慧和尊严撑住了一个摇摇欲坠的贫困家庭，也赢得村里村外众乡亲的赞誉和尊重。
母亲50岁那年，不幸又患上了股骨头坏死毛病，乡下的地实在种不了了。无奈之下，母亲拖着一条坏腿找到我上班的厂领导，好说歹说硬是求情把大妹妹弄到我厂里做临时工。又把初中毕业的小妹送到上海学裁缝（我的姨娘在上海），学成后回到丹阳城里开了一家裁缝铺子。那时我已结婚了，住在厂里分给我的不足三十平方米的一间过渡房里。幸亏厂里同事们帮忙，七手八脚地又帮我在正房前面搭了一间三十平方米左右的灶披间。我把母亲接上来，我们一家五口终于团聚在一起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靠着妹妹们的勤劳苦干，仰仗着母亲的精打细算，妹妹们也相继在城里成了家。养儿方知父母恩，等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才知母亲有多么的不易！她一个守寡多年的农村妇女，把我们姊妹三人拉扯长大，一个一个弄进城里成家立业，日子虽然没有大富大贵却温馨和睦。在我们的日子刚有起色，正当儿孙满堂承欢膝下之时，她老人家却驾鹤西去，怎能不叫我们做儿女的痛彻心扉！
母亲走的那天，似乎睡着一般。当我轻轻抱起她的时候，她的枕下有个红纸包，我抓在手上，里面塞了一叠大大小小票面的钞票，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母亲一生没有做过正式工作，没有一分固定收入，自然知道钞票的重要性。在她临终的那一刻，她潜意识里是否还指望这点钱可以挽救她的生命？呜呼痛哉！庭前犹闻慈母声，堂下再无唤儿音。
我至今不愿清点那个红纸包究竟有多少钱，我想这辈子我不会用这红纸包里一分钱了。
十多年前，母亲特地去庙里为我求得一枚开过光的平安符。母亲嘱咐我放在随身的手提包里。她说这个平安符会保佑我出入平安，健康吉祥。
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时代的我，本不应该相信这些不靠谱的迷信说法。但我知道，这是一个怀有菩萨样悲悯心肠的母亲对儿子最虔诚的祈祷和庇佑。我把这个带有母亲余温的红纸包连同那枚平安符放进我手提包最里面的夹层里。
愿母亲大人在天国保佑我们太太平平，愿她老人家在那边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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