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年

■ 青苇

自从我记事起，直到我上大学，每个新年的回忆里，父亲的印象，总是居于前列。

幼时在农村，每每过了腊八，往日亲昵的父亲，面容就变严肃了，账目要理、年货要采办，一切都得父亲独自担当。

父亲是个“大木匠”（领头师傅），拢着一支三五人的木匠班底，平日里主顾结工钱，也是结给领头师傅，由他再根据出工多少分配。农村人收入有限，起房盖屋打家具，可以说是倾尽所有，有时遇到灾年或者其他突来的变故，年底结不出工钱是常有的事。

要是只有一家没结钱，父亲打两个电话安抚一下老伙计们，大伙儿体谅一下也就算了。若是接二连三的，父亲就紧锁着眉头，默不作声地在房里整日往来踱着。跟着他做小工的人都是土里刨食的汉子，人家妻儿老小也指望着要钱过年，没钱怎样跟人家交代呢？

我们都知道他正过着难关，所以母亲会一再叮嘱我不要淘气，免得引父亲发火——这当然是白白担心，因为父亲对我极和蔼，是决计不会拿我撒气的。只不过这样一来，过年带来的喜悦，难免会被父亲的窘境所冲淡。

但这是没办法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小时候的我不明白这些人情世故，只知道别人欠我们家钱，害父亲难做，有时候忍不住会咒骂拖欠工钱的人家。父亲让我止声，虽然他心里“油煎水滚”，但还是沉声同我讲，要体谅别人家的难处。

乡间习俗“廿四团子廿五（豆）饭，吃过了就咚咚块（意即敲锣打鼓准备过年了）”，腊月廿四是小年夜，照例是要“送灶”的，到了这时，父亲的愁颜总是会消解一些，他在“灶披间”（农村人家在主屋外的低矮小房子，砌了灶头，用作厨房兼临时餐厅）里进进出出，将红纸包的条糕、枣子花生、橘子苹果等置于灶上，灶头上点起了红烛，全家人按长幼依次焚香跪拜。

当父亲拿着三炷香深深一拜下去的时候，口里不断祷诵：“灶王老爷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这套仪式完成后，便揭下被烟熏火燎一整年的灶王像，送到屋外焚化，并燃放鞭炮一挂。

此后，父亲就越发忙碌起来，有时候清晨骑着摩托车出去，深夜才回来，因为按民俗，在外面做生意要债的人都要在腊月廿七之前回来，廿七之后不再出远门。这几天，家里的电话（座机）也是最忙的，都是来找父亲的，过了廿七，父亲终于“定性”（安稳在家）了，他口中的“好啦好啦，明天再说啦。”换成了“好啦好啦，明年再说啦。”一字之差，给人的感触难以形容的。

除夕的早晨，父亲早早儿便去外面取了冬青松柏枝插屋檐下，取长青之意，然后唤我起来跟他贴对联，对联贴好了便准备中午祭祖的饭食，照例是鱼、鸡、红烧肉、烧斩肉（肉圆）、豆腐、青菜，这排场也是年年不变的。

这就是过新年的主要背景了，在这背景下上演着过新年的节目的就只父亲一个人，我们都是看客，至多也不过是助手罢了。我们看过他毕恭毕敬地跪拜祖先，看着他送往迎来地招待贺年客。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过新年的有趣的节目，在父亲心里却是严肃的义务。啊，我是直到现在才了解这种义务的意义的。

天色一暗，就准备年夜饭了，在此之前要接灶，灶上贴新的灶王爷，两旁贴对联。年夜饭鸡、鱼、肉等菜肴齐备，外面偶尔还有人行色匆匆，我们却已安然团坐吃喝了。每每此时，父亲总有一番自慰的感慨。“我们能够这样也就不容易啦。”他对我们很郑重地说。

父亲总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仿佛与他乡野间的木匠身份相去甚远，过年对他来说，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更像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一种与周遭生活格格不入的“另类”。很多年以后，我读到清代诗人钱谦益在《丁卯元日》中所写“一樽岁酒拜庭除，稚子牵衣慰屏居，奉母犹欣餐有肉，占年更喜梦维鱼。”诗人被儿子牵着衣角，开心地嬉闹，走进屋内侍奉母亲，欣慰地发现家里有鱼也有肉，发出内心的感慨。我想这种“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满足，应该就是父亲的言语之间莫可名状的感受吧。

除夕的压台戏就是守岁，谓之“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农村除夕夜的守岁，无非是看春晚、搓麻将、打扑克。父亲不会去搓麻将，他领着我在村子里头转一圈，看过别人家放炮仗，这才回家等着，自己拿出炮仗来放，嘱咐我离远一些，我们全家人就都站在门口看，声声炸响之后，父亲的结束词是：“好啦好啦，一年又过去啦！”映着漫天的烟火，父亲总跟着大大吁了一口气，好像欣幸着一年的负担至此暂告一个结束。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父亲老了，而我搬进了城里居住。城里是不兴那些“拐莫”的，每到过年，父亲总是要回老家去，固执地重复那些近乎“迷信”的行为。

父亲的年，藏着一个乡村汉子的人生和精神寄托。这于我而言，越长大，越懂得，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