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献粮收据

一张献粮收据

——丹阳人民支援上海打赢“两白一黑”之战

本报记者 曾丽萍

“两白一黑”是指大米、棉纱和煤炭。解放初期的上海和苏南地区，曾进行过一场“两白一黑”之战。当时，一些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囤积居奇有“经验”的奸商，在“两白一黑”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掀起以粮食、棉纱、煤炭为主的物价上涨风，波及全国。“两白一黑”之战是新中国在建国之年最为重要的经济事件之一。

在位于我市城河路的镇江红色金融钱币专题博物馆内的华东财经委旧址纪念馆，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一个个场景，再现了解放上海战役前的准备工作。橱窗内一张张收据、一份份文件和旧报纸都展示着丹阳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感人故事，无声诉说着血肉相连的深情。其中，有一张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五月二十二日开出的“今收到一周姓丹阳市民支援前线献粮大米几十斤”的收据原件。

“粮食350万斤、柴草18000担、棉花大批、煤炭大批”，纪念馆内墙上挂着的一份“丹阳人民支前物资表”，正是由无数张“周姓丹阳市民”这样的个人献粮收据汇总而来……他们主动捐献或借出家中为数不多的粮食，并鼓励家中毕业学生积极参加人民解放军，尽全力支援前线，充分展示了当年丹阳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热情。

根据解放和接管南京的经验，部队进入大城市前，必须充分做好适应准备。如果仓促入城，必然陷于被动地位。众所周知，上海近百年来就是远东最繁华的国际都市。那个时期的上海，有人口600万、工厂1.2万余家、商店6万余家，工业产值占全国的1/2，贸易额约占全国的50%，每天需大米400多万斤、煤炭20万吨。然而，在解放前夕，上海80%的工商业精英转移至港台和海外，巨额的黄金储备被国民党运往台湾，民间资本早在1948年起已通过广州大量抽逃至香港。上海存粮、存煤岌岌可危，棉花极度紧缺。昔日十里洋场已成空壳，面临商品匮乏、物价飞涨、黑市投机猖獗、社会经济秩序极为混乱的局面。

1949年5月6日，邓小平由南京来到丹阳。当时，邓小平和陈毅在丹阳主持召开了重大会议，成立了华东局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曾山，副主任方毅、顾准、张劲夫、刘少文，委员兼秘书长骆耕漠等除专门负责为解放上海的大兵团军需、粮食等后勤提供保障外，还要为上海解放后上海市民所需的“两白一黑”物资供需提供储备保障。

“‘两白一黑’是关系人民生活、工业生产的重要物资，一天也不能短缺。”陈毅说，接管上海一定要使工厂照常生产，电灯不熄，自来水不停，公共汽车照常行驶，电车照常畅通，商店照常营业，人民生活不受影响。随着我军在丹阳发布的关于新区征借粮草、使用人民币及动用民力的8个文件的出台，丹阳乃至全国人民都积极响应，自发地掀起支援前线的捐献运动。其中，丹阳人民积极征借粮草，踊跃支援前线。1949年4月下旬，丹阳县委、县政府就成立了支前大队，由副县长阎斌任大队长，民运部长薛晓春任政委，切实加强对支前工作的领导，在解放后青黄不接的春夏之交，累计完成征借粮食350万斤、柴草18000担的支前任务，并输送了一批优秀青年干部，支援上海的社会主义建设。其间，丹阳人民热情接待一批又一批奔赴前线的过境部队，他们腾屋让房，妥善安置；递水送茶，深情慰问；载歌载舞，热情迎送。

华东财经委旧址纪念馆中收藏的一份当年新华社以《车船员工川流不息足够物资送到前方——第三野战军紧张运输》为题的新闻报道，全面展现了当时丹阳人民支援前线的火热情景。报道中说：“从黄河下游到长江下游的所有铁路、公路、大道、小径上和水路、河道中，车船员工川流不息……足够的弹药、粮食油面等物资已如期如数送到前方，各种器材、用具亦准时集中……”

在丹阳期间，陈毅、曾山等同志反复强调要有敌情观念，要从坏的方面、困难方面多考虑一些。要准备“空中有飞机袭击，海上也会被封锁，有了轮船无法航行，水上、陆上的运输都可能出现非常困难的局面”……通过各方积极努力，我军从苏北、皖南和苏南等组织大批粮食，使库存的大米足够上海600万市民吃3个月；从唐山煤矿、淮南煤矿、秦皇岛等地组织了大量煤炭待运；从中南地区组织了大量棉花随时可以供应。除了做好解放上海的物资保障工作，陈毅对上海的公用事业和清洁卫生也很关心，总是要求接管人员依靠群众做好工作，保证接管后的上海是一个“亮”上海、光明的上海（这里指电灯发光），而不是一个“暗”上海、“黑”上海；是一个“香”上海、清洁的上海，而不是一个“臭”上海、垃圾的上海。

1949年5月30日，《解放日报》上一篇以《一亿余斤粮食正运沪第二批煤千吨已运抵上海》为题的新闻报道，见证了大批粮、煤运抵上海的画面。在中财委的统一调拨下，大量的粮食、棉纱、布匹、食盐和煤炭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随后，上海市政府在全市开设国营粮店，大量供应平价大米，以此抗衡囤积居奇的私营米商。

“解放日报社旧址就在我市开发区荆城桥自然村，旧址原为王氏祠堂，是2进1院共10余间砖木结构的平房。当时范长江等百余名新闻工作者组成的《解放日报》编辑班子就住在那里。”我市一文史爱好者说。1949年4月29日，中共中央电复华东局，指示“上海党报决定命名为《解放日报》，报头沿用原延安《解放日报》报头”。5月6日，自济南随军南下的新闻大队随即在丹阳县荆城桥村积极筹备出版《解放日报》，发刊词《庆祝上海解放》、创刊号都在这里起草。直到1949年5月26日，解放日报社移址上海。

解放上海后，“两白一黑”之战基本控制住了抗战胜利以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局面，让上海的投机资本家输得心服口服，也赢得了民众对共产党治理大上海能力的信任。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两白一黑”之战，称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