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骏
上图为卧床养病的邹英。
左图为邹英的立功证明书复印件。记者 马骏 摄
这是一份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明书的复印件，原件已经遗失。没有红本金字，甚至算不上正式，证明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手写的。在证明书所使用的信笺上端，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七九支队三中队用笺”的字样。证明书记载：兹证明邹英同志在一九五一年三月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前八天行军途中荣立三等功一次。
“那是1950年10月，我和战友们唱着志愿军军歌来到了朝鲜。”说起抗美援朝，今年98岁的邹英眉头紧锁，努力去回忆那些战友的名字，但终究没能想起来。
邹英所在的部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第27军79师。他记得，刚来到朝鲜战场，部队就投入了第二次战役的战斗中。“当时就是不停地行军，每天要走70公里路，其中大部分是崎岖难行的山路。”邹英说，“因为没有制空权，我们只能白天休整，晚上行军。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天气，晚上更冷些。随身携带的干粮被冻得硬邦邦，咬不动。水壶里的水也冻成了冰，战士们只能在前一名战友的后背上舔一点雪花来解渴。”
敌机、严寒……不少战友在行军途中牺牲了。“我们当时没有高炮部队，也没有空军，真是吃大亏了。”邹英说着，两只手都紧紧握成了拳头。
没过多久，邹英便迎来了他入朝后的第一仗，也是他参军以来经历的最大规模的战斗。“当时，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将美军打到了海边上，他们都逃进了军舰里。”邹英后来才知道，那场战役就是著名的长津湖战役。
因为会一些英语、俄语，邹英一直是师指挥部的无线电管理员。“在行军中，我和另一名战友一起走。我背无线电收音机，他背电池。”为了更好地接收信号，邹英经常带着收音机来到高处。有一回，他正在一处无人的民房顶上，一架敌机发现他后呼啸而来，并当即投下了两枚炸弹，所幸没有炸到邹英。
“当时美军的电子侦测很厉害，我们不能使用发报机，一旦使用，很快就会暴露位置。所以各部队配备了无线电收音机，上级的命令都是通过广播下达。另一方面，我也会用无线电收音机收听一些国内新闻，了解局势。”邹英没有想到，很快，这部无线电收音机将发挥重要作用。
“当部队来到距离汉城（今首尔）仅6公里的昌道时，我通过无线电收音机得知了美军将对我们这个师实施包围，于是第一时间报告了师指挥部，指挥部及时调整了战斗部署。”在朝鲜战场上，邹英印象最深的一仗，便是1951年4月发起的第五次战役。邹英说，当时，他兼任着俘虏管理大队二中队的中队长。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名被俘的美军士兵在收音机上调出了“美国之音”的广播，通过收听新闻以及与被俘士兵交流，邹英得知了美军企图包围志愿军的消息。在邹英汇报情报后，指挥员迅速调整部署，主力部队及时跳出了包围圈，避免了重大损失。
第五次战役粉碎了敌人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同时，经过这次战役的较量，迫使敌人对中朝人民军队的力量重新作出估计，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此后，邹英更加关注“敌台”，了解美国国内对战争的看法，从各种信息判断美军可能的动向，每天都将听到的一些有效信息记录下来，翻译之后报告给部队指挥员。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邹英利用自身学识，多次提供重要敌情，大大减少了我军的伤亡。因表现突出，三次荣立三等功。
七十多年来，邹英几乎没有对子女说过他在朝鲜战场上的事迹。“我不是什么英雄，比起那些牺牲在朝鲜的战友们，我的一点荣誉根本不算什么。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邹英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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