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良
所谓“卖惨文艺”的概念，为本人杜撰。说直白和准确一点，就是指叙写苦难和不幸文艺作品吧。比如台湾苦情剧，基本属于“催泪弹”式的故事，“你不哭，我就输”。
其实，盘点一下世界文艺史，其主流价值观的表达基本上脱不开“苦难”“艰辛”“挽歌”类的话语。古希腊悲剧的冲击力远比古希腊喜剧强。“影响世界历史的100部名著”中，占据第一的是《圣经》，第一百的是《红楼梦》。《旧约》记录了希伯来人的苦难史，而《新约》记载了耶稣的受难与人类的赎罪；《红楼梦》开篇就预言了一块“无用之石”的命运，结尾一句“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令人“凄凄惨惨戚戚”。
在马克思笔下，描写“黑暗”“恶人”的专业户巴尔扎克作品的伟大简直是空前绝后，而恩格斯则说，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挽歌”，什么叫挽歌，活着的人对亡灵的哭诉，这是人类对苦难的回望，也是人类对未来的希望。世界上叙写苦难的作品汗牛充栋，但世界并没有因此而沉沦，人类反而变得愈加坚强和高尚起来，因为未痛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悟人生。
文以载道，不仅仅是去歌功颂德，甚至歌功颂德为末流，一如《诗经》中的风、雅、颂，“颂”的传播能量远远不如“风”和“雅”，这个道理才是应该“载”下去的。
当下，一部叫《三天中，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以下简称《二舅》）的短视频火了，一如两年前的《后浪》那样。
这个社会其实很在乎苦难与不幸，关注度永不褪色。比如《二舅》一播放，点击量蹭蹭蹭串红，但随后它又迅速变成了“绿码”，质疑之声远远大于赞美之音。
有人说《二舅》的情节漏洞百出，不真实！在此就当它是一部虚构作品作一些思考吧。
《二舅》的美中不足甚至不齿是非常明显的。
其一，它故意遮蔽了造成二舅不幸的严酷现实，把造成二舅苦难的社会深层原因轻轻一笔润过，而浓墨重彩渲染二舅的忍耐、奋起和与人为善。给人的感觉是二舅的被伤害和被苦难仿佛风一样轻。这种遮蔽，是一种为了某种目的的行为故意。
其二，二舅的故事被美化了，让人感动有余反思不足。王朔说，世界上最无耻、最阴险、最恶毒的赞美，就是用底层人民的艰辛和苦难当作励志故事去愚弄底层人民。
其三，二舅被塑造成一个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典型，这样的故事不仅没有新意，而且与时代的步伐格格不入。他在内卷中选择躺平，没有奋起反抗，而是奋起与现实握手言和，然后毫无怨言度过一生。
其四，作品利用残疾人的卖惨制造轰动效应。三十年前，本人就在一篇影评中指出了这种歧视的卑劣。而文化人周女士则坦诚地说：“我去采访慰安妇，她们痛苦地对我说，我们已经非常不幸，但你们为什么还一次次往我们的伤口上撒盐呢？”二舅们被再一次当作宣传工具利用而被歧视，这是许多正常人并没有意识到的双重“不幸”。
《二舅》尽管是重复了千万遍的老套故事，但为什么旧瓶装的新酒依然卖得很好，虽然行情急转直下。这就是说，《二舅》并非一无是处，它击中了当今社会人的痛点，人们需要用《二舅》来激励或者安慰自我。对《二舅》，一个人的视角不同，接受审美的感受也不同，《二舅》反映的许多令人痛心的社会现实不是空穴来风，即使它是虚构的也是艺术真实。二舅的抗争方式也是典型的，抗争不幸与苦难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属于自己的个案。“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社会发生学的一个方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是合理发生的另一种现象，这才是“沉默的大多数”真实的人生写照。二舅的无奈与认命难道不是许多人的现实选择吗？但二舅没有因此沉沦，选择了忍辱负重自强自立，你可以不选择这种生存方式，但二舅的人生历程依然是现实版的真实。
苦难如果是真实的，就应该被记录，哪怕它不是“完美的叙述”，《二舅》的爆款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同情者选择的是朴素和良知，质疑者选择的是制度正义，良知和正义都是好东西。
《二舅》一下子红了，又一下子灰了，这种现象才是我们应该以“第三者”的身份思考的问题。
社会思潮背后的逻辑是应该时刻关注的现象级存在。
中国历史上的励志故事千千万，最广为流传的如《三字经》里的“头悬梁锥刺股”。这样的故事在今天还有多少传播意义？因为“苦读”能量的背后动机已经不符合今天的价值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拼搏，我赢你”这一类的励志故事已经腐朽，我们需要新时代的励志典型，二舅显然还不够格。
说到苦难，不由想起了莫言同志，一个躲不开的描写苦难的“专业户”，他本该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国际声誉，迎来举国欢庆，却不幸成为众矢之的，被一次次批判和羞辱，极为可笑的是，这些人绝大部分既没有读过莫言的作品也不是文学工作者或文艺评论家。今天，如果读一读莫言“十年磨一剑”的心灵创痛之作《晚熟的人》，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感动。
“正能量”是必须的，用马克思引用的歌德的名言结束本文：“既然痛苦是欢乐的源泉，我们又何必因痛苦而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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