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逸轩
第一次踏入惹兰固哥（Ya⁃lanKukoh）时，就感到一种迟缓凝固的气味包裹了我。这个社区是新加坡最为陈旧的华人社区之一。而我租住的组屋，正位于在这个社区最偏僻的一隅。我推着行李箱，钻进嘎吱作响的电梯，在昏暗闪烁的灯光中找到了自己的住处。来不及观察其他租客，就赶忙关上房门。
半夜，热带的空气将我从睡梦中闷醒。推开房门，想去组屋的公共连廊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刚打开房门，就看到斜对面走廊放置着一张巨大的护理床。推门的瞬间，一个身影缓缓从床上坐了起来，吓了我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老太太。她正用警惕的目光看着我，喉咙底还发出低沉古怪的呻吟，仿佛我是一个入侵者。我心里害怕，转身逃进屋子，把门牢牢地锁上了。
第二天，等到赤道的太阳已高高悬挂，我才小心翼翼打开房门。朝走廊斜对面看去——护理床是空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老太太完全没有踪影。直到我在楼下的粤菜馆买早餐时，才看到老太太出现在玻璃移门的另一侧。她正坐在轮椅上，在菲佣慢慢地推动下，面无表情地看着周遭熙熙攘攘不同肤色的人群。“那係个呆婆婆啊，什么事情都唔晓得咧。”广东伙计拍拍我的肩。
我渐渐融入了华人社区生活：学会了一大早爬起床，赶最早的一班捷运到市中心。学会在中午时分赶到华人超市，买刚从马来西亚运到的榴莲冰淇淋和仙草。学会用笨拙的英语和印度男孩争吵，只因为他们总在午夜时分打篮球。当我渐渐乐在其中时，老太太却始终与我保持着距离——她与所有人都隔着一堵厚墙。在与菲佣的简单交流中，我了解到了老太太的基本情况。老太太八十多岁，福建移民，儿子经营着一家小规模卡车公司。几年前，她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病，生活不能自理，由这名菲佣负责全天护理。每当日落时分，赤道的阳光从远处高楼大厦的夹缝中照射进走廊，就能听见老人夹杂着粤语词汇的叫骂与怒吼。有时还伴着筷子敲打护理床护栏的声音。这个时候，我就会关上房门，插上耳机，看几个小时的《查理日记》。
新生活的新鲜感渐渐消退。与此同时，我正面临一场十分重要的比赛。国内同学早已发来雄心勃勃的训练计划，而我的训练任务还滞留在几个月之前。焦虑吞噬了我生活的每个细节。一日，我从华人超市买来几条加工好的炸黄鱼，在走廊里的微波炉里简单热了一下，准备充当晚餐。热好的黄鱼滋滋作响，香气瞬间弥漫了整个连廊。老太太突然嗷嗷叫了起来，一边叫一边用筷子敲着手中的瓷碗。这种叫声失去了以往的愤怒与控诉，而是多了一些好奇与渴求。我看到菲佣朝我走来，手里拿着老人的瓷碗，还指了指正在嚎叫的老人，便明白了意思。我从微波炉碗里挑出两块最大的黄鱼，夹给了菲佣。菲佣笑嘻嘻地捧走了。没过多久，等我出来洗碗时，发现菲佣正兴高采烈地嚼着黄鱼。老人则眼巴巴地坐在床上，嘴角口水湿湿答答打在被褥上，像个被欺负的孩子。还有泪水，但在光影中看不真切。
阿尔兹海默病重症患者没有时间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时间会被无限拉长。我不敢想象，那种无助迷茫的时刻会在老人脑海里持续多久，放大多少。在这种长时间无助的浸泡下，最后那一点美好的记忆也大概会悄然溶解吧？
我的离开是在一个有着薄雾的清晨。在不远处YMCA（基督教青年会）的晨钟还没响起时，我就已经准备好了行囊。当我把如山的行李推到走廊上，回头关上了房间里的灯，门带上时，突然感到老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接着我先看到了老人浑浊眼角的泪水，才听到老人仿佛从远方海滩传来的哭声。啼哭像初生的婴儿，但每一声，都饱含着悲伤和无力。悲啼充溢着整栋楼房，连霓虹路牌也摇摇欲坠。我不忍心再驻足，逃一般离开了惹兰固哥社区，离开了这个东南亚岛国。
有些人生经历，譬如某一次巧合的邂逅，某一次台灯下的聚精会神的注视，某一次简单但快乐的聚餐，某一次刻骨铭心又无可奈何的离别，都是生活沉淀给记忆的礼物——这些未曾溶解的记忆，在某些语境下，我们称之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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