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通道

■蔡逸群

我偶然听说了一个传闻：H校除了现有公开的东门、西门和北门三个大门外，还有一个秘密通道，通向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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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推开车门，被怒放的蔷薇花刺伤眼睛。

H校的蔷薇墙是一道浪漫招牌。在春夏之交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承蒙它茂盛如少女马尾的枝叶庇护，遮挡住了体育课的骄阳；不雅不俗的花朵很有点德国教育类文学杂志中摄影插图的味道，给校园增加一丝青春感。

但其实，我们有着和千万应试教育大省学生高度雷同的青春。

我们穿聚酯纤维材质的校服，里面是网格内衬，午睡不慎会在手臂上留下均匀的痕迹。校服背面印着手写体的校名拼音，让人不禁浮想联翩。风扇不知疲倦地旋转，像试图淘水的西西弗，与之相映成趣的是超负荷工作的实物投影，屏幕居然显出猕猴桃肉的绿色，氤氲在数学老师为了防止粉笔磨损手指而佩戴的乳胶手套上。对于日夜重复且永远平行的课堂，我们唯一的反叛也不过是把玻璃磨砂窗纸上不知哪位先杰留下的洞撕大一点，以便在昏昏欲睡的间隙偷窥到篮球场上的人影憧憧——潮湿而黏稠的世界。郁悒而躁动的青春。

集合的哨声总是准时响起，像一根木刺扎进我的食指指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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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休日在外地上课，我只能在傍晚回家的高铁上赶作业。语文摘抄的是圣埃克苏佩里的《夜航》，从宽阔的玻璃窗看明灭不定的灯光，只感觉自己是变成小虫飞进妖怪腹腔的孙悟空，在尘世的饱嗝里一个趔趄。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传闻，关于H校有一个秘密通道通向市中心的传闻。栗突然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有她凌乱如蚊子腿的字迹和抽象至极的符号——她说某个教室里有她给我的东西，非常重要。我一头雾水来到她指定的地方，一本本翻过去，连黑板报的角落都不放过。最后，我们沿着相反的方向走出校门的时候，我知道确实有什么东西遗落在那里了，而且永远找不到了。

2018年，我离开了H校。

离开还是停留，向来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改变还是有的，比如语文课的阅读内容不再仅限于背诵保尔·柯察金究竟得了几次伤寒。我得在抽屉里堆满约翰·斯坦贝克、彼得·汉德克、恩田陆和埃里克·埃尔纽玛尔·施密特，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形成一串长长的乱码，我一边强忍住瞌睡欲一边十指翻飞，向着封底的终点全力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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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们在酷暑坚持上课。中午我和钒偷偷打擦边球去校外吃饭，当时旁边的医院正在改建，许多电钻轰鸣、充斥甲醛污染的夏日不断蒙太奇，反复提醒我那种声嘶力竭的压迫感。出校门的瞬间，我感觉D中不像学校，像某种自然景物，比如火山、湖泊之类，永恒而岿然不动。因为它周围的建筑无一例外在城市规划中浴火重生，而它像永恒的幸存者。

校外并不意味着多好的就餐体验，唯一一家兰州拉面面馆狭小逼仄，午间高峰挤满了附近建筑工地下班的民工，燥热难耐。回校的时候我担心会不会被关在门外，钒说学校食堂的玻璃移门和外界有一个难以察觉的缝隙，勉勉强强可以进出。

此时我毫无征兆地联想起H校的秘密通道。或许D中也有这样的一个通道，或许所有学校都有。

我问钒还记不记得这个秘密，她不在意地摇摇头。

学校的“市场经济”渐渐不再放任自流，走向新保守主义的老路，中午出门的禁令也愈发骇人听闻。与此同时，改建留下的废墟逐渐焕发新的生机。我想起小学在旅游杂志上读到庞贝古城的描写，想起那些熔岩袭来时无暇躲避仍保持着尴尬姿势的干尸，想起后来在城池上重新长出的郁郁葱葱的树木——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小城上，一个建筑的王国在兴衰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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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的时候，小来在课桌上贴了三样东西：励志标语，二次元人物线稿，以及某位饱受争议的当红爱豆被剪去头发的畸形肖像。我问他为什么要贴这个，他故作深沉：“关于我想成为和不想成为的人。”

我突然记起4年前的事。我问小来，你知道那个通往市中心的秘密通道吗？他说，其实有的东西不一定亲身经历。

后来我也回过H校，隔着人潮与栗拥抱，像走在水族馆里，阴冷的蓝色调，骇人的巨大玻璃，斑驳艳丽的海洋生物对我睁大眼睛，寂静得像外太空。栗说，那天她是给我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是什么她也不记得。“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她说，这是一句诗。

2021年，疫情肆虐大半个地球，人们在祈求和平，恐惧瘟疫；人们在图谋生存，鄙弃死亡。而在我从教学楼走到学校后门的路上，阳光强烈地模糊每个人的身影。我知道我很难走到那个秘密通道了，但我不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