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华，原名唐英，湖南零陵县人。1902年出生于贫农家庭，自幼寄养在伯父家中，由于长期脱离父母，他养成了处事深沉、豪爽、坚韧刚强的性格。年轻的赵伯华立志以身报国，1924年毅然离开家乡，到广州参加国民党政府举办的政治训练班。1925年，他从训练班毕业，来到北伐军唐生智部队某团担任政治指导员，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
1926年秋，赵伯华随北伐军进驻宜昌一带，在附近农村发动民众参加国民革命，宣传革命道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赵伯华愤然离开唐生智部队。1928年春，赵伯华到武昌，找到革命同志并参加了共产党。此后，他在武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冬，地下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敌人下令通缉赵伯华。他机智、沉着地隐蔽在群众之中，敌人搜捕十余日一无所获。后因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无法坚持斗争，他和妻子将出生才十几天的孩子送给群众，离开武汉南下寻找组织，未果后回到湖南老家。
回乡后，赵伯华继续坚持进行革命活动，组织筹建农民协会，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久，他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农运工作遭到破坏。1929年，他被迫离开零陵，只身步行到广西桂林，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之后，党组织派赵伯华去国民党李宗仁部做策反工作。不久，又引起该部国民党特务的怀疑。他不顾个人安危，沉着冷静地应付复杂情况，最终策动了一个连上山打游击，并参加了广西百色地区的武装起义。在一次战斗中，赵伯华不幸身负重伤，伤未痊愈，他即到广州寻找党的组织。后受组织派遣前往海陆丰担任红军二团团长，参加了捍卫红色政权的斗争。
1932年，赵伯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像失群的孤雁困在上海，忍饥挨饿，靠卖报维持生活。在熬过整整3个年头后，1935年春，他终于又找到了党，重新恢复了组织关系，在中共上海特科从事交通、情报工作。此时，他们夫妻已有3个孩子，因工作调动频繁，养育孩子不便。遂一横心，含泪将3个孩子送给了别人，之后一直下落不明。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赵伯华在近郊青浦组织抗日地方武装。1938年5月，赵伯华由中共江苏省委派往常熟，重建中共常熟县委，任县委委员及“常熟县抗日人民自卫队”（简称“民抗”）参谋长，是创建苏常太抗日武装的领导人之一。这一时期，他举办了一期军事训练班，培养了三四十名地方武装干部。年底，他又被调到常熟新六梯团任参谋长，担负起改造和整顿这支地方游击队的任务。
1939年5月，新六梯团被收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独立三支队，赵伯华任支队参谋长。7月，独立三支队改编为“江抗”二路三支队，赵伯华任支队长。在梅李伏击战中，全歼伪军一个班，俘虏十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七八支。11月，“江抗”撤至扬中整训，赵伯华去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1939年底，赵伯华担任丹阳西门外的民众抗日武装镇丹边区国民抗日自卫总团团副兼政委。1940年1月初，驻都观庙日军包围镇丹边区国民抗敌自卫总团驻地黄庄。赵伯华率部奋勇反击，掩护总团部及部队安全突围。不久，该部编入新四军第六团。1940年春，随着苏南人民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大批军政干部，党组织派赵伯华回到常熟地区组建东路教导队，9月，与“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简称“新江抗”）教导队合并建立教导大队，赵伯华任大队长，专门培养部队和地方军事干部，先后训练300名左右，陆续输送东路各县，加强地方抗日武装的领导力量。
赵伯华一直重视建军工作。1941年1月1日，他为《东进报》撰写了《庆祝新年要迎接创军的新任务》一文，特别指出：“我们‘江抗’军之所以这样壮大坚强，就是纪律好，爱护民众的利益，得到民众的爱戴，军民打成一片，这是革命军队绝对不可放松和忽略的一个问题。”1941年2月初，为加强地方武装工作，赵伯华被调到无锡县警卫营任参谋长。他工作踏实，治军极严。每次行军前，他总要作出周密的布置，并亲自下基层检查执行情况，发现不遵守群众纪律的问题，便及时解决。一次，警卫营驻在荡口东桥乡花园阁，准备转移时，发现有的战士借的被子尚未归还，他马上找到户主归还；得知有位战士损坏了群众一件炊具，他立即照价赔偿，受到群众的好评。5月下旬，无锡县警卫营编入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五十四团三营，赵伯华任营长，进入主力部队与日伪军作战。
1941年3月，新四军第六师以丹北地区地方武装为基础组建第五十一团，建制隶属十八旅。团长张开荆，政委陈光。7月初，赵伯华调任五十一团参谋长，率领部队在锡西北、澄西地区不断袭击日、伪、顽军据点，积极配合苏、常、太地区反“清乡”斗争。15日夜间，在团长张开荆指挥下，赵伯华率领五十一团4个连从武进县焦溪出发，直奔无锡玉祁镇西北面的北张巷，分路围歼“忠义救国军”高杏宝部。赵伯华身先士卒，在孙家村河西北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9岁。
（市史志办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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