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关林
我的父亲叫臧国庆，1924年生于司徒镇臧甲自然村，他一生务农，于1994年病故。
我儿时常听父亲讲述，他16岁在司徒欧甲村读完私塾，回家参加农业生产。他写得一手好字，既能说又能算，当时可算得上一个小知识分子。17岁开始他就经常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常到我家来的地下党领导人有康迪、韩章林、罗峰、何畏、小广东、王敖毅等同志。1943年10月的一天，司徒区地下党组织的财经股长孙玉秋因叛徒泄露，被伪军别动队中队长李瑞之杀害。1943年11月，地下党组织在周巷开会，他们看到我父亲为革命工作积极负责，为人老实本分，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经研究决定，由我父亲接任中共司徒区财经股长。当时我父亲明知这是掉脑袋的差事，但他考虑到革命的需要，毅然一口答应下来。他白天种田，晚上到处跑，帮助新四军收集军饷。
1945年秋，新四军北撤后，有20麻袋的新四军粮款藏在我家秘密的草房里。地下党派朱、陈两名警卫员，协助我父亲保护这20麻袋粮款。敌人怀疑我父亲通共产党，常到我家来抄家。有一天，敌人把我父亲抓到河阳青坟墩的来城庙拷问，关了两天一夜，因没有父亲通新四军的证据，地下党送些钱把父亲赎出来了。
一天，协助我父亲保管20麻袋军饷的两个警卫员，把我父亲叫到一边，悄悄地对我父亲说：“老臧，新四军北撤这么长时间了，他们肯定不能再回来了，因此我们俩考虑把这20袋子的钱三人分掉算了。你看好吗？”当时我父亲听了这话吓了一大跳，心想这下糟了，答应他们的要求万万不能，但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脑袋有可能马上就要搬家，也有可能他们马上会投敌，把我抓走，他们从中得到好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父亲迅速冷静下来，灵机一动说：“既然你俩决定了，我也没意见，今晚我请客，我们好好商量下。”当天晚上，我父亲备了些酒菜，朱、陈俩人准时赴约。席间，朱、陈俩人常给我父亲敬酒，夸我父亲够朋友。父亲趁机说：“既然我们是朋友，那就要做真朋友，互相之间要以诚相待。”然后父亲分析了国内形势说：“新四军很快就要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再说新四军地下党组织还在，如果我们三人真的分了这20麻袋的钱，恐怕我们三人的钱还未来得及用，三人的脑袋可能早已搬了家。我们三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当家人，如果我们被枪毙，那这三个家庭怎么办，我们不能做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家庭、更对不起革命的蠢事。因此这钱谁也不能分，谁分了是要杀头的。今天晚饭我请客，如果你们没钱抽烟了，我私人给你们一些钱，这事就到这里为止，谁也不能再提，这事我绝对保密，我用人头担保，你们尽管放心。”朱、陈俩人听了我父亲的一番话，认为句句有理，也很讲情义，就打消了分钱的念头，更不好意思暗杀我父亲。但他俩始终不放心，做贼心虚，怕我父亲告密就没命了，1个月后，他俩就偷偷地溜走了。
我父亲感到这么多钱放在家里太危险了，必须赶快送走，于是同地下党联系好，第二天先把钱秘密转移到杏村凌甲戴三儿家，再由地下党组织派人送到新四军茅山工委留守处驻地——行宫谭巷村，使这20麻袋新四军军饷完好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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