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敌卫国　执政为民

抗敌卫国　执政为民

——记丹阳解放后首任县委书记 康迪

项强

1949年4月23日，丹阳解放，千年古城迎来了新的执政者。一位在丹北和茅山地区坚持革命斗争近十载的湖南籍中年干部受命担任了这个地方新政权的主要领导，他就是解放后中共丹阳县委首任书记康迪。

一

康迪原名何育群，1915年4月出生于湖南岳阳县何家坳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在校读书期间，他组建抗日救亡宣传队，率领同学们到各地进行抗日宣讲，演出救亡活报剧，还在共产党员老师的指导下，开办民众夜校，教群众识字明理，宣传爱国思想。1937年7月，何育群加入共产党，先后任乡党支部书记、区委巡视员。

1940年5月，经东南局党训班和苏皖区委党校培训结业的何育群调到苏南敌占区工作。那年端午节刚过，他以万涤尘之名和两位战友越过敌人封锁线，进入丹阳，经延陵庄湖新四军交通站到达访仙桥东北的南集翔村。丹北中心县委任命万涤尘为武进县委宣传部长（后任组织部长），1941年6月，调任澄西（今丹北、武进一带）县委书记。报到就职时，工委书记彭炎为其改名康迪，以迷惑敌人，又含谐音“抗敌”之意。从此，康迪―抗敌！这个“凝聚了救亡图存的浩气、丹心、汗水和热血”的战斗名字传遍苏南，成为一方抗战队伍的号角，更成为伴随这位革命者一生的英名。

1942年10月，康迪由京沪路北特委秘书长、江镇县委书记转任处于丹阳北部和武进西部的山南县委书记。为争取分化敌人，康迪曾亲自会见敌伪访仙镇情报组长钱宝森，教育争取无望后，便派短枪组将其击毙于警察局的麻将台上，这一锄奸行动狠狠地震慑了敌伪势力。

丹北地区是我军南下北上的战略交通枢纽，康迪负责的山南境内南北交通畅行无阻，为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1月5日，新四军三旅旅长陶勇率部渡江到达丹北，康迪组织地方干部和游击队掩护协助部队经新丰铁路和运河桥南下，他自己亲自护送陶旅长于深夜安全过桥跨越铁路远征。同年10月8日，已任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的陶勇率部北撤，时又再任澄西县委书记的康迪提请陶司令在此打一仗，以震慑敌人，两人协同配合行动。战斗胜利分别时，陶司令送给康迪一支手枪做纪念。

二

抗战胜利后，我军主力部队北撤，康迪奉命留守江南坚持斗争，任丹北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靠近国民党首都的丹阳，白色恐怖严重，环境十分险恶。

1945年l1月上旬，康迪和县委军事部长高俊杰率领丹北独立大队到丹阳窦庄、前艾、胡桥及武进孟河一带活动。1946年5月底，康迪受县委委派，化装成牛贩子，到达江北解放区，向华中二地委汇报在丹北坚持斗争的情况，得到领导肯定。地委决定从兴化军分区抽调一个排兵力，由康迪带领南下充实丹北地方武装。

1946年9月，康迪任苏中十地委委员兼镇句县委书记。1947年初，康迪等同志与镇丹扬工委书记陈云阁会合于京沪铁路沿线的新丰镇潘家村。随后，康迪和茅志清率领一个排，跨过铁路、运河，进入丹阳西部的镇丹地区活动，在这一带连续打了5仗。此后又转战镇句北部山区，给敌人以各种打击。4月上旬，康迪率部重返丹阳，将部队改编为小型武工队，将党群、政权、锄奸等工作集于一身，转入地下，分散活动。康迪带领镇丹区长罗烽等同志向丹阳西南九宝、太平、延陵、珥陵方向发展，开展隐蔽斗争。7月22日，康迪和罗烽及两名队员宿营于司徒庙东边徐甲村，被敌获悉。傍晚，丹阳保安队第三中队一百多人包围了村庄。康迪4人分两组从东西两个方向突围，罗烽被捕。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曾有乡亲好心劝告其暂且离开丹阳去江北。康迪却说：“现在正是群众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决不能离开，渡过难关，就是胜利！”

1947年8月，镇句县委改组为茅山工委，康迪任书记。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进入全面反攻阶段。为传播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康迪派员到上海通过关系买来一台交直流军用收音机，在丹阳西门外曹巷村民朱金声家一间柴草房内设密室，将收听到的解放区广播电台报道我军战绩的新闻，刻印成《新华快讯》传单，广为散发。1948年11月，茅山工委在丹阳县城筹建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康迪书记批准定名为“解放社”，发展社员70余人，分布于报社、工厂、学校、商店等十多个行业。

1949年4月23日凌晨，解放军进入丹阳。当日上午，康迪带领短枪队从驻地司徒黄庄由西门进入县城，到我军指挥机关接头。5月2日，中国共产党丹阳县委员会成立，康迪被任命为首任县委书记，随后兼任丹阳县武装总队政委。“踏着我曾经为之浴血奋战过的这片热土，开展了巩固和建设新生的人民政权，接管和改造城市，领导丹阳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全新的工作。”康迪说。

三

康迪主政丹阳的两年里，领导全县人民先后开展剿匪肃特、民主建政、整顿市场等工作，带领县委一班人对丹阳的土地改革工作进行了决策部署、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康老总结道：“经过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千年古邑丹阳改变了面貌，几十万丹阳人民焕发了青春，新生的人民政权更加巩固。”

1951年10月，康迪调离丹阳。“丹北，我的第二故乡”。康迪为革命事业奋斗的近70个春秋中，有12年在丹阳地区战斗、工作、生活，他深爱这方热土，热爱丹阳人民。“文革”中，康迪被诬为“丹北帮黑干将”，作为省级机关干部“斗批改”重点对象，下放丹阳练湖农场劳动，当地老百姓闻讯纷纷前往探望，并送上自产的鸡蛋、蚕豆等农副产品。面对这些淳朴的乡亲们，康老感动得热泪盈眶，连连道谢。事后，他满怀深情地说：“战争年代，我在丹阳地区做党的地下工作，我的湖南口音容易被敌人怀疑而出问题，都是这些老百姓掩护我、帮助我摆脱险情。当年干革命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他念念不忘当年丹北的“红色堡垒村”。

康老离休后积极倡导并参与全省征编出版大型红色史料丛书《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群英谱》，提供了许多自己亲历亲闻的信息，仅丹阳卷中就有十多篇史料出自康迪及夫人之口，内有一篇《婆媳冒险抚养革命后代》的文章，记述了访仙镇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婆媳俩为康迪陈英夫妇抚养长子小先7年，直到丹阳解放，送还亲人的故事，感人至深。作为《群英谱》的总顾问之一，康老对丹阳卷的审定倍加重视。他不顾疾病在身，携夫人专程来丹阳审改书稿，将其中史实有误或不确切的部分一一予以纠正。

2005年9月8日，康迪病逝，安葬于丹阳市革命烈士陵园，与丹阳“五老”即管文蔚、管文彬、管寒涛、梅嘉生、韦永义五同志和他解放初主政丹阳时的搭档、首任县长顾维衡同志朝夕相伴，他的英名更永远铭记于丹阳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