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政
孙国钧（1853-1925），字衡甫，又字竹西，号轴丌，晚号白鹤山髯樵。民国丹阳城人。他出生于世代书香门第。曾祖父孙礼和，县附贡生，候选儒学训导；祖父孙清楫，廪贡生，迭任荊溪阳湖县学训导；父亲孙起，字赓廷，少读书，应试县府学輙前列，获从九品衔，咸丰十年丹阳城被太平军攻陷时，犹坐书室观书，不幸死难于兵乱，祀昭忠祠。孙起生四子，国梁、国梓、国楠、国钧。另有二女。
孙国钧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自然受到浓郁的家风熏陶，自小熟读诗书，期望有一天考取进士成就大事业。然而功名之路艰辛而又曲折，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他才获得一个“乡贡”资格。这年也是大画家吕凤子在丹阳诞生之年。时年他已34岁。而在去年，备受邑人关注的《光绪丹阳县志》刚修成刊行。
这个“乡贡”是什么样的一个功名呢？
在清朝，“乡贡”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是指参加乡试（省试）的一种考生。那些已离开学校的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只要经州县考试合格，就可去应乡试，这种考生叫“乡贡”。而在校生去应试的叫“生徒”。
第二种是指“岁贡生”。明清时，每年或每两三年从各府、州、县学中选送生员升入国子监就读，这称为“岁贡”，如此录用的读书人便是“岁贡生”，属贡生中的一种。贡生也称作“明经”。
查《丹阳县续志》卷11乡举表，孙国钧名下写着“丙戌岁贡”，而丙戌年（1886）是会试年，乡试早在去年已完成，那他这个“岁贡”含意是“岁贡生”之意。
孙国钧的功名之路止步于“乡贡”一级，再没有提升，仅得到“充山东候补县丞”资格。但他博学多通，广览史籍，一生为社会作的贡献却大大超出普通的“举人”“进士”。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初二，清廷下“兴学诏”，令将全国所有书院，分别改为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丹阳知县刘炳青、施沛霖先后照会邑人姜定保等，将鸣凤书院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地址在县治东白云街，增建楼舍十六间。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二十九年正月开学，经费以“书院膏火”等款充之。虽然事属草创，规模较小，收学生也不多，但这种新型学校比之旧书院已有质的飞跃。孙国钧以资历声望被举为“堂长”，即校长之职，成了丹阳教育界一个重要人物。
光绪三十一年（1905），邑人赵瑞豫等创设丹阳教育学会，设立于县学明伦堂西斋。来年，近代关于教育团体的第一个法规《奏拟教育会章程》出台，这法规由学部奏拟，共7节13条。规定教育会之设立，以辅导教育行政，推动教育之普及，使学务公所及劝学所联络一气为宗旨，分省和府厅州县两级。章程一公布，各地纷纷响应。光绪三十三年（1907），丹阳也遵循此章程，将成立了两年的教育学会改为丹阳县教育会，公举孙国钧、林兆昺为正副会长。这样一来，孙国钧成了丹阳教育界的“掌门人”。
宣统二年（1910），国内形势风云变幻，社会即将发生巨变，而孙国钧突然辞去“教育会长”之职，改由杨鸿范继任。孙国钧为何要辞职呢？
原来当年他获得“乡贡”后，虽然没考上举人，却得到一个“充山东候补县丞”资格，可能是接到朝廷调令，让他赴山东某县任职。这可是真正的以“明经”入仕的机会，他放下一切都得去。哪知到了山东，原本要当“县丞”的他，却因时局发生变化泡了汤，仅当上了一名县高等学堂经学国文教员。
在山东时间近三年，他结识了一位好友，就是同为学堂教师的徐绍曾。两人在一起共事，志趣相投，共勉共进，孙国钧尤其欣赏他的文章，还请他为父亲孙起写了一篇传记，后来编入了家谱。
在山东宦游期间，孙国钧还结交了一个重要人物，此人对他后来的事业有重要影响，这就是被他尊之为老师的孙佩南先生。
孙佩南（1840-1911），名葆田，字佩南，山东荣城人。清末官吏、藏书家、著名学者。同治十三年（1874）二甲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安徽宿松、合肥县令。历主山东尚志书院、河南大梁书院。参编过光绪《鹿邑县志》《南阳县志》；曾两度总纂光绪《山东通志》，至1910年成书百余卷。著有《孙佩南校经堂文集》《两传经考》等书十几种。孙国钧对孙佩南早就熟识，光绪十一年（1885）江南乡试时孙佩南担任“分校”之职，曾推荐过孙国钧入明经，所以他一直铭记于心，尊之为师。
孙国钧到山东后，闻孙佩南在济南主纂《山东通志》，志局设于金线泉侧的尚志堂，就前去拜谒。年过七旬的老先生见到孙国钧，自然很开心，两人畅叙师生之谊。孙国钧也虚心请教，谈古论今，切磋学问。“暇辄从之游，相与讨论体例。”孙国钧得高师指点，在收藏书籍、开局修志、设计纲目结构以及金石研究等方面获得了许多经验，对以后编志工作大有裨益。孙国钧还将所著《仪礼郑注古今文通释》一书示于先生，请之雅正，仲冬时还请先生为待修的家谱作了序。可惜这位恩师没多久就卒于潍县，时间为1911年1月30日，享年72岁。但他留给孙国钧的精神财富却焕发出了巨大的能量，激励孙国钧为家乡方志编撰作出了重大贡献。
民国二年（1913），国内形势纷杂，新旧秩序正在剧烈更迭，年逾花甲的孙国钧从山东回到故乡丹阳。四月，他与堂弟孙绍淦发起续修崇伦堂《云阳孙氏家谱》，这是他多年的夙愿。三月在城里大寺前张贴传单，举族发动，四月就在四牌坊孙宅设局开修，这是崇伦堂孙氏的一大盛事。此谱由孙国钧主修可谓得人，他在丹阳早已是德望所归的宿儒，资料编辑、撰写文章都不成问题，族人敬服。经过十九个月努力，谱稿大致完成，送至南门牛场一家宅屋印刷。可印至三房年表时，有族人提出谱系不合，加之经济维艰，印谱之事不得不暂停。一直延宕到民国十八年（1929）才竣工印出，时国钧已殁四年了。
民国三年十一月，家谱编修告一段落。来年，孙国钧就获得了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开始了人生中最具光彩的时段，这就是编写地方志书。
民国四年（1915），练湖乡绅薛鼎煌、朱渊等一批有识之士，动议续修《练湖志》及《练湖歌叙录》两书。这是有关练湖历代史迹的重要志书，已多年没有续修了。此事以文件形式上呈知县胡为和。胡看后，极为重视，决定办理。然而资金如何解决呢？经过调查研究，胡知县有了办法。他于四月十二日出了一个《告示》，文中除了强调修两书的重要意义外，特地规定了资金筹措办法：“近湖各田筹集，民捐民办，定每亩二分五厘之数，由各涵收捐人按田收集。以充经费。各田户毋得籍端阻挠，致干查究，特示！”这个办法切实可行，也顺合民意。
资金问题解决了，下来就是搭建班子了，由谁来领衔呢？经过一番酝酿，最后众人请出已退出官场的孙国钧担纲。时年他63岁，历史掌故贮备足够，阅历丰富，刚编写过家谱，又在《山东通志》局见过世面，正是编书修志恰当人物。孙国钧接到任务，义不容辞，随即着手修两书。他与助手们一起征求掌故、访采遗文，将嘉庆十八年以后迄于民国五年练湖史料抉择事类，并赠补大量的诗文，纂编入书。经过一年多的苦战，终于在民国五年修成两书，六月初九日孙国钧为《重修练湖志》写了跋。民国六年由上海振华书店出版刊印。
练湖两书的成功，让人看到了孙国钧的实力。而一个更大更艰巨的任务接踵而至，这就是续修丹阳县志。
民国六年，省政府通令各县续修县志，以资总修《江苏省通志》。县知事胡为和不敢怠慢，立即照办，成立班子开展工作。他礼延熟知掌故，通晓文史之士来担纲，孙国钧成了首选人物。而此时的孙国钧刚修完练湖两书，踌躇满志，对修县志胸有成竹，一口应允。又召厉玉甫、董影禅、郭子嘉、胡尹皆、林立三、周桂荣诸人为筹备员。设志局于公园之荷花厅，孙国钧为主任。初议修志计划为：六月采访期，三月审查期，而分纂以六月，协纂、总纂及缮校各三月，期望两年成书。体例则按省里的规定，保留前志不变，别编一部《丹阳县续志》，前志的补遗、考证，则于续志外另为一编，名为《丹阳县志补遗》，使与续志不混。
世事往往难以预料，看看两年就可完成的事，却坎坷多折，历尽磨难多年才完成。这轮修志遇到诸多的困难。第一：官牍难征集。时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地方政府也受牵累，从民国五年到十五年这短短10年中，县知事就更迭了8次，官方的资料因人事变动难以征集。第二：修志经费不足。原来规定修志费用系于赋税内，附加银一分，由县署征存备用。然频繁的人事更迭和战事的波及，让这一政策无法延续，后期费用断绝殆尽。第三：主政者不重视。受军事滋扰，地方喘息刚定，主政者均视志书为不急之务，几乎辍废。
尽管孙国钧很勤勉，可实际困难明摆着，直到他去世，仅完成《补遗》一书，而《续志》一书稿尚未过半，更谈不上刊印了。
好在民国十四年四月，宝山人袁希濂出任丹阳知县。他是邑人贺俞的同学，平素乐办实事，注重政务，见县志修编已陷入困境，便续聘在京任职的贺俞出任主编，另聘周桂荣与胡尹皆为协纂。具体由周主持局务，协助远在北京的贺俞赓续修志。贺俞也是孙国钧的学生，深知县志的重要性，不辞辛劳，最终在民国十五年冬竣工，来年6月刊印，完成了孙国钧未竟事业。这就是我们现在可看到的民国《丹阳县续志》及光绪《丹阳县志补遗》两书。同时刊印的还有改版的光绪《丹阳县志》，三书合一函。
民国修志，孙国钧为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学生贺俞从北京回丹阳度假时，曾到公园志局来看望他，这样描述：“先生伏案斗室中，不问修脯有无，日勤撰著如故。”这种不计报酬而工作的精神让贺俞感动。虽然孙国钧生前没能看到县志刊印出书，但他在民国修志中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第一，在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四年间，他是志局的实际负责人，是奋笔疾书的主编。两书的体例纲目都是他的决定。
第二，《丹阳县志补遗》几乎全出自他手。每卷后的“附考证”更彰显出他深厚的地方掌故知识。
第三，《丹阳县续志》虽然后由他的学生贺俞继续修成，但他已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甚至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完成了一半的书稿，且“文洁事核，蔚然隐秀”。
第四，《丹阳县续志》卷22中的“金石”卷，由他独立完成，凝聚了他一生对丹阳金石碑刻资料的收集研究之心血。这项工作也是前代志书从未设立内容，是丹阳方志史中的一大成果。
民国十四年（1925年）四月十九日，孙国钧在丹阳城逝世，享年73岁。葬南门外张刘村祖茔。他有两子五女。长子孙诵雒从镇江府中学毕业，是受奖励的“优贡生”；次子孙诵庚出继堂弟孙国志为嗣子。
孙国钧一生著作丰盛，除以上所述的练湖两书、县志两书外，还有《仪礼郑注古今文通释》《丹阳金石丛钞》《吾亦爱吾庐吟稿》《见闻传闻录》等。其中，《丹阳金石丛钞》又名《丹阳金石略》，极其珍贵。现丹阳档案馆收藏有此书手抄本，共四册四卷，内容涵盖上至周朝下至民国初年的丹阳金石资料，其中有许多稀罕的碑刻文献完完整整抄录在书中，史料价值极高。
孙国钧晚年主要编写地方志，兢兢业业，勤奋踏实，成绩显著。更可贵的是他淡泊名利，不徇私情。《丹阳县续志》由他主编，可书中竟然找不到他自己的传记，哪怕片言只语的介绍也没有；同样，由他主编的《云阳孙氏宗谱》中也没有他的传记，这种高亮风范值得士人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