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香文
阿文是我的笔名。我身份证上的名字叫朱乡文，听父亲讲：我生于一九六六年，那年正逢“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年头。当时农村父辈给子女起名字，大多与时政、社会背景相关，重名重姓多如牛毛。我出生在那个年代，名字顺理成章也带上“文”字，再加上在乡下出生，在“文”的前面又添加“乡”字，结合姓氏，就有了自己的名字。
这个名字自从我爱上文学时，就感觉老土，朱乡文：单从字面上解释就是那种土得掉渣，甚至于掺和在泥巴里也找不出第二种颜色的土；这个名字也给初涉文学的我带来了很多烦恼。
于是我苦苦查阅了自古至今、历朝历代各个时期名家的笔名，发现连名带姓二个字的据多，如：屈原、李白、杜甫、鲁迅、巴金、冰心、老舍、茅盾……我突然感觉到二个字的名字真好。
一个偶然机会，我正在翻阅阿城的小说《孩子王》，看了作者简介，对阿城老师敬佩之心油然而生，我突然来了灵感：既然自己爱好文学，何不把笔名改为阿文呢？我为突然闪现的灵感兴奋激动，这个名字既亲切，又大气；既有大家风范，又寓意深刻。我为自己拥有这个笔名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骄傲。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开始了拿起笔，废寝忘食地爬格子，笔耕不辍，信心满满。投稿信像雪片样飞向全国各地文学期刊的编辑部，我做梦都想着自己的每篇文章变成浸染着油墨香的铅字，刊登在全国重点文学期刊《当代》、《十月》、《收获》、《人民文学》上，并且好评如潮，被其它报刊杂志选载、转载，各单位编辑的约稿信源源不断，让我应接不暇；我想象着自己站上领奖台，高举文学奖杯春风得意、威风凛凛的嘚瑟劲。同时也想好了上台领奖的获奖感言。
我文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每天至少一万多字，洋洋洒洒。几乎五天一中篇，十天就可以完成一篇大部头长篇作品，而且全凭手写，一点都不敢偷懒。可事与愿违，往往希望越大，失望越多。有时付出和收获不一定成正比，那段时间，投寄出去的作品绝大多数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被编辑枪毙。还有一些稿件，编辑甚至连瞟一眼都没有，就又原封不动退回原处，当然也有一些很负责的编辑，本着对青年作者的关爱，在稿纸上圈圈点点，指指划划，最后在文末写上点评，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再封上牛皮纸给寄回来，对于这一类退稿，我非常感动，也很感激，常常一遍遍捧读在手，反复研磨，对编辑老师提出的每条修改意见，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拍案叫绝。
我写出来的作品，经过高人指点，进步很快；写作技巧也逐渐羽翼丰满。可惜在当时，业余作者仅凭发表作品所得的一点微薄稿酬养家糊口，图谋生计肯定是行不通的，即便是我即将走出写作误区，不受退稿信件困扰，但把文学作为主打产业肯定死路一条。
面对现实，我一方面把写小说的激情慢慢地冷却降温；一方面又结合自身特点，对症下药，扬长避短，选出一条弃文从医之路，与鲁迅弃医从文恰恰相反，鲁迅在当时是为了挽救濒临危亡的中华民族，用文字唤醒沉睡的国民，激发他们的斗志，毅然决然地弃医从文，他深深地知道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愤然写下了《呐喊》、《彷徨》等不朽巨作，他的笔锋犀利，如刀如剑更似枪，字字射穿敌人的心脏。而我出生在和平年代，国泰民安，生活富裕，弃文从医使我感到并没有任何过错。
也许我的右半脑比较发达，动手能力强，给我今后的牙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我从事牙医工作的三十二年里，我刻苦钻研牙医技术，为数以万计牙病患者解除痛苦，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成了当地一名名副其实的资深牙科名医。
至今为止，我总算悟出一个道理：人生路漫长，干工作、做事情，不一定非得牢牢吊死在一棵树上。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什么样的土壤种什么样的庄稼，其实我们人类在这方面也尤为相似，适者生存嘛，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现如今，我已年过半百，岁月在我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痕迹。经过多年打拼历练，我已彻底摆脱贫困，解决温饱问题，并且过上小康生活，同时我的内心也不再浮躁，能够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读书做笔记。此时，我又重拾旧梦，重操旧业，把浇灭的文学梦“死灰复燃”，把几十年积累的丰富人生阅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缓缓地从指间流淌到笔端，跃然纸上。指不定哪一天，我会厚积薄发，创造出轰动当今文坛的经典之作，留芳百世……但愿这次真的不再是个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