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竹生
那一年的正月还没有过完，母亲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春寒料峭，正月的伤痛似寒风，像针刺，我的心里从此落下了伤痛。
母亲走的那一年才四十五岁，我十一岁。当时我还小，四十七年之后，对于母亲我已经没有了完整清晰的记忆，只有断断续续模模糊糊的片段记忆。唯独仅存的三件事，因为聚集对母亲所有的印象，寄托对母亲的所有回忆，无数次在脑海里过电影，像每天擦拭的镜子一样，光亮如新，记忆还很深刻。
第一件事情，母亲送人家一袋大米。
那一年仲春，我母亲和我们生产大队最远的一个村庄殷家坝的一位大婶坐在家门口的弄堂里讲话，大婶千谢万谢，感谢母亲的菩萨心肠。用现在的概念表达，就是感谢母亲的慈善心。殷家坝的大婶家里青黄不接，母亲给了她一面粉口袋的大米，让她背回去救急。当时我家兄弟和妹妹一共有五人，口粮也是母亲精打细算，送去这一袋大米，意味着家里只能用更稀的大麦粥来充饥。
第二件事情，母亲给全家做鞋做衣服。
在我们村和邻近村里，母亲的心灵手巧远近闻名。针线活她做得又快又好，我家姨娘说起她大姐（我母亲）的针线活来无不赞叹，说母亲看一眼，回来就会照样来做，一般的裁缝活她都会，家里孩子从大到小，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单衣棉衣，单鞋棉鞋，母亲白天下田干活，晚上坐在油灯下面一针一线地为我们做衣服，做鞋子。我家舅舅回忆说，老式衣服中的布纽扣虽小，但要做好了不容易，我母亲做的布扣子扣头结实圆滑、饱满，扣搭大小适中，精致漂亮，扣上以后严丝合缝，像蜻蜓站立在清香荷叶上有一种艺术的美感。
第三件事情，母亲给村里女人绞脸。
母亲的巧手不仅仅是体现在缝衣服做针线活上，在小村里还有一件针线活母亲也是做得最好，无人能比。这一件针线活就是母亲为村里的女人绞脸。往往是农活不太忙的时段，天气晴好的时候，在我家门口的一棵大梧桐树下，前来绞脸的人坐在一张板凳上，母亲先在她的脸上均匀地扑上一层白粉，像石灰粉那样洁白细腻的白粉，然而双手手指绷开一细一粗的两根十字交叉的棉线，通过两根棉线在脸上缠住十分细小的汗毛，缠进棉线之后拨除。绞脸是一门细心活，也是一门技术活，讲究的是双手手臂和手指的配合用力，有时可能还需要牙齿咬线的配合，动作要领一是勒，二是篦。线要勒得紧，紧贴面庞，才能把细小的汗毛缠进去。篦要篦得密，一遍遍地篦过来篦过去，两根线一张一弛，一拉一合，把长出的汗毛和多余的眼睫毛拔除。经过修饰的脸面，白白净净，漂漂亮亮。
母亲心灵手巧，缝补洗刷，让一家的孩子穿戴得清清爽爽，把一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把一家的生活打理得安安稳稳。母亲心地善良，豁达大度，与人为善。我没有听到她骂过我们，也没有听到她骂过别人。人家都说母亲长得很美，但是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已经不记得了，唯有的印象是母亲的笑容。笑对众人，无论是夫妻、公婆，还是姑嫂、妯娌、邻里关系，没有一个人说过她一个不字，所说的都是一个好字。
母亲走的那天夜里，爷爷带我睡在前屋的楼上，隔壁的从邱家村嫁过来的邱竹梅对我说：“你家妈妈没有了。”当时我们的住房，房间之间是用杉木薄板阻隔的，人字架上方是通透的，隔壁说话都听得见。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掉下来，一直压在我头上的天也塌了下来。我想的最多的是，我怎么就成了一个没妈的孩子。悲伤的不是我一人，从大泊岗嫁过来的新媳妇二兰子是我家后屋的邻居，母亲出殡的时候，她在一棵大树下，扶树呜呜哭泣。不仅是二兰子，我们村里的人和四乡八里认识母亲的人都很伤心，很难过。
这辈子我有这样一位母亲，我很骄傲，很幸福；有这样一位母亲，我很痛苦，很不幸。母亲只陪伴了我11年，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带给我们的是一辈子的伤痛和无尽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