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竹生
学生学习的课堂不管是小教室还是大教室，不管是中小学的还是大学时代的，几乎无一例外全在学校里，全在教室里。但是在我求学的生涯中，大约有三个月近一百天的时间里，教室是在野外的一片树荫底下。这个课堂里只有我一个人在日复一日地默默复习。
那是四十年前的一九八零年代。我在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唯一的一个文科班高二（4）班读书，那是一个大班，六十多名学生，女同学居多，男生只有十来个。在班级里我学得很轻松，成绩名列前茅。进入这一年的四月份，迎考的节奏加快，我却做出了一个迫不得已的决定，辍学回到乡下老家一个只有十五六户人家的小村里。原因很简单，我居住的院里有一个杂耍喝酒打牌的热闹窝点。每当下午三四点钟之后，练功强身的人来了。一批五大三粗的闲杂人等前来武举，有举杠铃的，耍大刀的，舞石锁的，刀枪棍棒，铁器石器，叮叮当当，吓死个人。到五六点钟，吃饭喝酒的人来了。一批狐朋狗友的酒肉朋友来到，吃饭喝酒，推杯换盏，猜拳吆喝，吵吵闹闹，乌烟瘴气，吵死个人。七八点钟，麻将赌博的人来了。开桌打牌，出牌倒牌，糊牌洗牌，稀里哗啦，夜深人静，特别刺耳，无法入眠，急死个人。我喜静怕吵，忍无可忍，把所有的复习书籍装进一个纸箱子，逃之夭夭，来到了乡下躲清静。
到了乡下，开始是在自己的家里，但是没有几天就感觉到不便也不妥。村里社员出工，忙忙碌碌，家里爷爷奶奶干家务，打油菜籽，翻晒麦子，栽菜浇水，挑粪施肥，割草喂猪，摸螺喂鸭，每天都有做不完的活。虽然爷爷奶奶并没有给我派活，但是看到他们在我眼皮底下忙活，我却无动于衷地做闲人，心里总有丝丝的歉意与不安。只有眼不见才能心清静，于是我离家出行，终于在村北七八百米的河岗上一处凹陷地的树林底下找到了可以让我安心复习的地方。
上世纪七十年代兴修水利是乡镇的一项重要工作，乡里开挖了一条六七华里长的农业灌溉河，北连九曲河，南至洪家村。这条河紧靠我们村东头，擦村而过。河底挖出来的泥土堆在河两岸，形成了两岸高五六米，底宽二十来米的河岗。刚刚挖出来的泥土呈细沙状，鸭蛋青的颜色，日晒雨露久了，变成白花花的。不可思议的是，一两年之后，白沙土上长出了一棵棵的杨柳树，生长非常快，高高的，密密的，跟生产队里规划栽种的水杉树和桑树形成了争天夺地的抢占之势。村里的人很纳闷，没有人去栽种杨柳树，这满河岗的杨柳树从何而来，而且长得如此之好？后来有一位省里的农林专家前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杨柳树的根系是之前随着开河时挖出来的泥土被挑到河岗上的，在地底下深埋了百千万年的古杨柳树重见天日，萌发生机。古树发新枝，茁壮生长，树身高大，树枝茂密，树叶青翠，千万丝垂柳依依，微风吹拂，袅袅娜娜，甚是妩媚。
头顶上是高高的柳树形成的致密的树荫，周围是成片的桑树，靠近河岗河坡的是成排成行的水杉树林，柳树底下有三四平方米的空地，密密树林里的一方宝地，这就是我读书复习的一人课堂。早上六七点，我迎着朝霞，沾着露水前来，有时带着一张小板凳，在膝盖上做习题。更多的时候只是带着几本书，站着看书、背书。中午时分，回到家里，扒几口粥饭就匆匆赶过来，看书、背书。傍晚等到太阳下山，才和从田里干完农活的老牛一起在晚霞中进村回家。
村外河岗上柳树树荫底下的学习没有了任何的打搅，四周静静的，我的心里也是静静的。我把当时的文科教科书从里到外一字一句看了几十篇，该记的记，该背的背，托人从省城找来的一套复习资料书页也被翻得卷起了毛边。到了六月底七月初，骄阳似火，知了群噪，我在树荫下反而心静自然凉，神闲气自定，没有在班级里那种师生互相激励影响下的急躁与焦虑感。
一书一人一课堂，在高考前的三个月辍学回乡下，对高考的成绩的影响在现在看来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在四十年前我没有想那么多，也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尽管距离我中国人民大学的目标远了很多很多，在缺考一门外语的不利条件下，我依旧以几乎一分不浪费的踩线分数考上了一所本科院校中文系。要知道那时候本科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几，和现在录取清华北大的比例难度差得也不是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