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川
当今社会，青年男女婚姻自由，不受任何外来条件的限制，只要两情相悦，水到渠成就能男娶女嫁，有情人终成眷属。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壁垒森严的城乡户籍制度差别好似在城乡人口之间划下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城市户口的男青年到了可以成婚的年龄，不敢娶农家女为妻，因生下的小孩只能入农村户口，而农村户口世世代代只能是农村人，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要想跳出农门转变成城市户口，只有通过考上中专大学和当兵提干两条窄窄的独木桥。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我所工作的大成桥供销社位于丹阳县最东的界牌乡，先后从县城分配下来工作的青年人有八九个，有的已近而立之年仍旧是个单身汉。问起迟迟没有成家的原因，说是人在农村工作的城里女孩不愿下嫁，若找个农村姑娘结婚，生下的孩子又只能入农村户口，今后世世代代都是农村人，心有不甘，于是硬着头皮想熬到调进县城后再找个城里姑娘成家。我那时刚二十岁出头，在男青年中年龄最小。有次乡党委书记徐元海和秘书彭葆华在我柜台前买茶叶，指着我对陪同的社主任说：“这位小青年长得好秀气啊”！自此，对婚姻懵懵懂懂的我交上了令人烦恼的“桃花运”。先是一位部门负责人让我帮他送点东西到家里去，他妻子热情地留我在家吃了午饭，并让女儿一起作陪，而后他妻子又送了双布鞋子给我。说实话，女孩一双大眼温婉清澈，身材修长耐看，同事也帮着在旁敲打边鼓，拿我打趣，无奈我没有半点勇气去逾越农村户口这座沉重的大山。
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那以后，老经理曾把我喊去开门见山地说：“有一户人家相中你了，家里有三间楼房，姑娘已经来看过你好几次了，我见过了，人不错，无论是家庭条件和姑娘本人，都比我结婚那时强多了，我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家店了，已替你答应下来了，定个时间与人家姑娘见个面好了。”天生怕见领导的我听了这种强势不容置疑的话后，呆如木鸡似地坐在那里不敢吭一声，问急了才回一句，我想等调到城里再说此事。面红耳赤的经理气得边走边说：“你在做梦吧？想调城里工作的人多着呢，什么时候能轮到你？不要想这空头心思了。”此后，老经理认为我不可理喻，好一阵子都不待见我。
那时，领导比较重视职员的工作表现，做事踏实的我被选派到县商业局财务培训班学习，半年后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归来，负责会计和付款员两项工作。那时有一肤白声甜的女孩不时来看望办公室负责人，见了我都会微微一笑，有时也坐下来聊几句，后得知她是办公室负责人的侄女。几经往来，有热心者来征求我的意见：此姑娘为家里独女，和你同姓，家里房屋家具一应俱全，你过去什么都不要带。可在这诸多别人求之不得的利好条件下，我仍然婉转地说出了要等调到县城后再谈婚事的想法。
经过在农村供销社八年的实干和等待后，七十年代初，我的工作迎来了转机。在一次全县财务工作互查中，我坚持财务管理制度，严把费用开支关，一人干两人工作的情况受到了县商业局财务负责人的肯定。尔后，当局里缺一搞计划统计工作的人员时，我便有幸被选调到这个工作岗位上，实现了回到县城工作的梦想，之后的谈婚成家也顺理成章。
实际上，在那个年代，男女青年找对象不仅受城乡户籍的限制，家庭成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与地富反坏右沾边的家庭子女一般都不敢靠。另外，工作的性质也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实际问题，那时城里参加工作的人员性质分全民、集体、小集体、街道办企业、合同工、临时工等多种形式，这些都是每个人身份待遇、社会地位的明显标志。
城乡户籍的鸿沟使城市户口的男青年不敢轻易娶农村户口的农家女为妻，于是很多农家女便会找部队提干的农村小伙子，或嫁给城郊结合部的男青年，因为城郊结合部的土地经常因城市发展被征用，而土地征用户一转身就成了城市户口，终身享受到城市人口分配工作等一些同等待遇。
转眼瞬间，当年的界牌乡已发展成闻名全国的灯具城，老百姓都住进了水上乐园般的楼房。这巨变，也正是祖国飞速发展的有力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