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扬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待过了而立之年，对这话才更加笃信。最不如意的是父亲久病难愈，陪他上了几次医院后，我竟能随口说出几种药材来，苦地丁清热解毒、凉血消肿，板蓝根则利咽，蒲公英可利尿散结。但是我最让我感到诧异的是连药材都算不上的稻草。稻草之所以让我感到诧异是因为它让人又爱又恨。深陷泥沼的人会幻想头顶上出现一根救命的稻草，而最后能压弯骆驼的恰好也是一根稻草。其实稻草只不过是文学作品里面出现的一种象征手法，但许多作家和读者都热衷于引用，足可见稻草的特殊。
如果生活中只有一件不如意事，人倒还能咬牙跺脚抗争着，但余下的那七八件也会像稻草一样慢慢压上来，人的脊梁再难像从前那般挺拔，比如事业上毫无起色、家庭矛盾不断升级、子女的教育问题。这样一来，我竟成了一只骆驼，时间一久，连失眠都找上了我。夜深人静时，我时常好奇哪件不如意会最终把我压弯。
心病还需心药医，却没有哪个医生告诉过我什么是心药，所以我大胆猜测，也许书籍能算得上是一剂心药，因为我能在书中读到那些鼓舞人心、治疗心伤的故事。甚至连司马迁也赞同我的观点，《报任安书》中列举出许多古籍，他将这些归纳为“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逆境中的人需要抒发内心的愤懑，那么阅读和写作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司马迁为何读书著述，想想他当时的不如意，答案也就不言自明。
许多五四时期的作家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毫不避讳对于现实问题的思索，所以他们小说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旨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这其中就以老舍小说中的众多人物最具代表。过去读到《骆驼祥子》和《茶馆》时，我不知道为何老舍要花那么多笔墨去写一个社会底层的车夫，或去再现一段茶馆的历史，直到我读到了他的一篇创作谈，文中写道“看了《茶馆》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幸福的，应当鼓起革命的干劲”。当我抱此态度再去读书时便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在祥子身上找优越感的胆小鬼了。祥子的悲剧不会出现在当代，而真正让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新中国逐步健全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的高速发展。
文学照进了现实，它更将照亮我们的现实。作家海明威知道就连老人都在与命运抗争。他在《老人与海》中描写的那位叫圣地亚哥的老渔夫一无所有，唯一的收获也被鲨鱼们夺走了，只带着一副鱼骨回到了生活的渔村。然而硬汉文学中没有“放弃”二字，只要海在那里，便会有鱼和希望。海明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光描写战争的残酷，更发现普通人的闪光点，甚至是迟暮的老人也有着超越青年的强大精神力量。
那么面对爱情与婚姻时，我们又该抱何种态度呢？《边城》似乎又能给我们一些光亮。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与傩送兄弟之间有最为纯粹的爱情，孕育这样爱情的土壤是湘西的一座山城，这恰好是作者对于地域文化的一种探索，是当代作家无法复制的一种理想世界，《边城》的出现是时代特殊价值观造就的杰作，任何对于它的模仿都是徒劳的。小说中的爱情之所以美好是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所体现，比如傩送二老左右为难时说的话：“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船。”此时二老心中对于翠翠的爱情已经超越了物质，这是对当代婚姻的嘲讽和耳光。在拜金主义和豪门婚姻流行的今天，《边城》的爱情故事引人们深思。
文学史上的人文主义和现代主义对于社会现象有着深刻的思考，其实只要是反映普通人生活的严肃文学都有阅读的价值，比如《白鹿原》对于家风的思考，《棋王》对于动荡的社会形态中人保持独立思考的肯定。这些都是严肃文学区别于通俗文艺的地方。人丰富的精神世界绝不是与生俱来，都是与人与社会交流后所产生，小时候被父母老师影响，青年时期被同龄人影响。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孤独感会随之而来，成家立业后与外部的心灵交流会减少，真心实意的朋友在渐渐远离，这时最容易陷入困境，有的人竟走到了错误的极端上去。文学对于现实的影响是深远的，也许在某个痛苦的深夜，自己会对过去小说中的人物有感同身受的理解，甚至在自己和别人身上找到了那些人物的影子。文学是现实的反映，大量虚构而又无限贴近现实的故事恰好能照亮自己的未来。
这几年，书是越买越多。整理书架成了每个季度都必须要做的重要工作。我不得不将一些书送至地库中，或许我再也不会拿出它们。我顿时竟然有一番荒谬的感悟：二十岁以前读通俗文艺，三十岁之前读与工作相关的专业书籍，三十岁后则专注于严肃文学。因为严肃的文艺往往会将目光聚集在底层的普通人身上，借此体现一种最为广泛的人文精神。于是我不再专注于网络上连载的那些通俗小说的创作，转而观察不被媒体和流量关注的芸芸众生。
我必将坚持阅读，间或试着书写自己对于文学的理解，将我从书中获得的能量通过虚构的人物呈现出来，这些虚构的人物会是这个时代最平凡的普通人。文学既然能照亮我的现实，我笃信这光芒也能折射与分享给更多像我一样的读者，去照亮他们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