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家驹
1951年9月15日是传统的中秋佳节。那次节日，我是在丹阳县志愿军新兵征招站度过的，并遇到了一次终生难忘的风波。
1951年秋，抗美援朝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确保抗美援朝的胜利，丹阳人民积极动员起来，踊跃支前，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坚决做到“三要三有”。即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之前，我已被县委调到丹阳县志愿军新兵征招站工作。九名工作人员中，除我和县长顾维衡的弟弟顾维贵等3人外，其他都是解放军镇江军分区驻丹阳独立第六营的军队干部，连长姚清云任站长。
中秋节的前几天，站长为了表达对我们的慰问，召集大家商讨如何过节的事。他提议让新兵站事务长找一家有名的南货店，为节日订做一批月饼，要求每个月饼重半斤，品种为豆沙、椒盐、五仁等苏式月饼，每人发8个。另外中秋晚上办一桌筵席聚聚餐。先拿出60万元（旧币，合新币60元）不封顶，但必须质量高、品种好。那时期，副食品非常丰富，且价廉物美，我们都感到太昂贵奢侈了。当时机关干部每天的伙食标准为0.32元，有时调整为0.31元或0.315元，属“大灶”伙食。志愿军新兵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为1.26元（小灶）。平时，我们是与新兵分开就餐的，这次一桌菜就花费那么多，还不封顶，过于浪费了。建国后，党和政府的干部廉洁奉公已成风气，深得人民的信赖与赞赏。我们这样做，是违背精神原则的。因此，我们决定当晚“罢宴”。那天下午，我们就离开了办公室。站长见状，就守在大门口（今西门小学，原是城隍庙）拦截我们，劝我们晚上聚餐。但我们态度坚决，不为情面所动。站长只好妥协，已办的筵席用来招待各界知名人士代表。另给我们准备便餐一桌，还安排警卫员、通讯员联系好丹光大戏院请大家看演出。一场中秋罢宴的风波，在相互谅解的气氛中，终于落下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