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
马相伯赠送给民国前总理陆徵祥的“与造物游”横幅
晚年练习大字的马相伯，站者为儿媳马邱任我、秘书张若谷。
马相伯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书法代表作“还我河山”
马相伯大约是在1909年即70岁时开始研习书画的。他书写的条幅、对联、寿幛、题词是有“润格”的。按马相伯孙女马玉章（1914—2015）生前告知，润资十几元、几十元一幅都有，算起来并不便宜。但是，这些收入都存入了一个账户，拿去办“救国会”，做抗战用。“九一八”“八一三”，战火纷起，乱世又现，大家想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短暂。1931年，马相伯虚岁92了，一位矍铄老人的健康画像和苍劲笔法，给人们乐观情绪，因此大受欢迎。
马相伯（1840—1939），祖籍丹阳。这位与上海开埠后100年之命运相始终的“人瑞”，是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的建设者、见证人。1939年，重庆、桂林、以及“孤岛”上海都为马相伯做了百岁诞辰的庆典。在抗战的炮火中不断发声的“百岁老人”马相伯，为陷入困境的中国人带来精神慰藉，鼓励大家不屈不挠地生活下去。马相伯的寿星照，放在大、中、小城市的照相馆橱窗里，几乎是家喻户晓。
除了这张“人瑞”形象之外，上海和大后方还流行马相伯的书法作品，也是一纸风行。从1931年开始，马相伯的书法作品源源不断地出现，也不分教会内外，工商界、学界、政界人士都持有。马相伯落款署名依年列次，“九二叟”“九三叟”“九五老人”……，直到“期颐叟”。署名下面循例都会盖章，如“丹徒马良之章”“马良之印”“相老人”“相伯长寿”等。
这里要问为什么天主教徒也能写得一手好书法？按现时肤浅的理解，基督徒轻视“国学”，像马相伯这样精通“七国文字”的耶稣会士，“当年误习旁行书”（严复语），书法必定不好。这实在是误会，徐汇公学的教育，本来就是中西学并重，书法还是重中之重。徐汇公学的学生一边读法文，一边读四书，还参加科举考试，经学成绩相当不错，不亚于传统书院。马相伯说他在咸丰二年（1852）八月到南京参加“秋闱”，证明他在上海（或者原籍）得了秀才，有资格参加江南乡试。有《徐汇公学旧学生同学录》统计，公学在清代的50年里，考取各县生员（秀才）的人数达到82人，其中还有马相伯的外甥朱开第（志尧）、朱开甲（云佐）。清朝科举考试要求“馆阁体”，学子从秀才、举人到进士，写字严谨不亚于文章功夫，一路下来自然而然就成了半个书法家了。马相伯的法、英、德、意、拉丁、希腊、朝鲜文都是能读能写，字母体的书法也很漂亮，徐汇公学的学术训练，竟是如此中西平衡，六艺兼通。
马相伯年资渐长，学识愈精，请教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不但字体遒劲，联语也很有意境，不落俗套。马相伯89岁那年给“乐善堂”自撰的联语是：“有生可悟常生乐，今世当知后世因”，则含有一种神学上的领悟。这条联语涵义之深刻，在于它回到儒教、道教、佛教和天主教各自的教理中都讲得通，即借所谓“尽人事以知天命”句来诠释，行在今世，期于后世。这条联语还深得对仗、平仄的精髓，堪称完美。
马相伯的中文造诣非常好，得到过章太炎的赞扬，以“严马辜伍”齐名。近代第一本用西文语法理论解释汉语文法的《马氏文通》，最后是由他整理出版，署名“马建忠”，他也参与了实际创作。从马相伯撰联能力看，他确实精通中文的词性和格律。如“律己宜带秋气，待人有若春风”“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为伦类中所当行的事，作天地间不可少之人”，文辞都相当精美，不亚于那些科举正途出身的进士、举人。比较那些用典过度、死板僵硬的旧联语，他的联语生动有趣，别有天地。马相伯最有名的一句对联，倒是不怎么工整，看起来比较潦草，但非常流行。1937年，他转移到南京以后，在京复旦同学会请他题词，指明要写他的名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马相伯欣然照着写了，署上了“九八叟相伯”。其实，这是他1906年初在东京给江苏留日同学会演讲中的说辞，当时梁启超在场做记录。主持清朝大政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很是佩服，因此一句，便称誉他“为中国第一名演说家”。
马相伯留下来的书法作品中，“还我河山”和“与造物游”最叫人赞赏。这两幅题词，字迹清晰，走笔流畅，写出了作者在高寿之年的不同心境，观者可以想象，颇足品味。1932年10月10日，日军还占领着淞沪地区，身在华界土山湾的马相伯不惧周围巡逻日军的淫威，大书一幅“还我河山”，交由“救国会”去发表。上海租界内各大报纸拿去套红印刷，号外发行。马相伯喊出了民族最强音，这四个大字一天之内便震撼全国。这幅题字之左，还有小字附言：“去年九月十八日，日本暴行发动强占我东北。今年三月又一手演成满洲伪国傀儡一剧。一周年间，河山变色，如此奇耻大辱，国人应奋起自救，不还我河山不止。二十一年双十节，九三叟马相伯识。”颐养在室的93岁老人，带头为民族之自由而呐喊，难怪“救国会”的“七君子”们都来土山湾推崇马相伯，“惟公马首是瞻”。
如果说“还我河山”是马相伯的现实关怀的话，另一幅书法精品“与造物游”则出于他超然物外的宗教情怀。在马相伯九十岁以后的生命中，已经呈现出两个世界。一个是他积极投入，全力呼喊的“抗战”世界，另一个是他不可抗拒而逐渐靠近的天国世界。对于后一个谁都不能确切知道的世界，他似乎没有恐惧，只是坦然而平静地去接受。我们好奇的是，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接受？在“与造物游”四个大字左侧，也有小字附言：“飞绝尘九万里而上，一飞以六月息者，不能与游，盖即辞内，依天为归向也。”在“相伯马良”之后，还有“丹徒马良之章”“湘老人”两方朱印。“与造物游”的用典，出自《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马相伯把“逍遥游”的旨趣改为“依天为归向”，与造物主齐同。这幅题词我看到的是真迹，卷轴原件藏于比利时布鲁日地方的本笃会修道院，民国前总理陆徵祥在这里出家当修士。马相伯没有署上日期，据判断应该是在陆徵祥晋铎为神父时从上海送来的贺礼，即1935年6月29日。
陆徵祥在他夫人培德女士的老家比利时出家当修士之后，一直遥拜年长他31岁的马相伯为师。陆徵祥是写了拉丁文的帖子，正式按规矩拜马相伯为师。师生两人在1930年代通信频繁，惺惺相惜。陆徵祥能在“还我河山”的慷慨激昂中，读到马相伯“与造物游”的超凡境界，他说：“读师‘还我河山’一语，其呼声出于爱，又远非‘还我河山’不止之句，其气概出于至爱。”陆徵祥讲的“至爱”，是对“造物主”“大自然”的“大爱”，是不离人伦之爱、乡情之爱、国土之爱，又超乎其上的崇高之爱。虽然“还我河山”和“与造物游”是不同时间、因不同原因写的两幅题词，但完全可以配为同一副对联。这幅由我们代拟的对联，既可以表现两位政坛老人面对暴力时那种“寸土必争”的决心，又能展示出人之一生在终极价值观念上“萧然物外”的豁达，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却是浑然一体。
按大弟子于右任的回忆，马相伯大约是在1909年即70岁时开始研习书画的。70岁学书画，说起来马相伯也是一位退休之后的“老年书画”爱好者。1897年，经过徐汇公学时期的老同学沈则宽斡旋，马相伯在佘山避静一月以后，与天主教和解，重过教会生活。他将一双尚未成年的儿女托付给教会之后，只身回到徐家汇，息影在土山湾工艺院老楼三楼的五间房间，即今天的马相伯旧居。从此，马相伯每日临池，挥毫翰墨，可以判断，晚年马相伯撰写的那么多书法作品，都是在土山湾三楼的寓所中完成的。
马相伯在土山湾“乐善堂”里每天都要练习书法，五间房间四壁的空白处，挂满了对联，其中有一间专门用来练字习画。“乐善堂”是马相伯的会客厅，是他大会天下宾客的房间，挂满了名人、要人给他的寿联。他每天练字习画，是在另一间房间内，和寝室、书房合在一起。今天传世的马相伯书法作品，大部分都是在这一间房间的书桌上完成的。
丹阳市天禄眼镜电商有限公司董事长虞瑞泰先生，从上海回乡创业，不忘乡贤。他个人出资，于2016年6月举办马相伯文化研究会暨纪念馆，倾力开展纪念马相伯活动，令马相伯事迹传播于乡梓，颂扬于海内，声誉渐起。如今的丹阳，已是与徐家汇、复旦大学、泗泾镇齐名的又一个马相伯纪念地。马相伯早年做神父，当幕僚，都不是出头露面的人物，因此他的文字很少为外界所知。直到晚年，创办震旦、复旦，助力辅仁，一度还出长北大，参加辛亥革命，组织江苏省政府，他的中西学识才忽然受到年轻一辈人的赞叹。早年不可追，马相伯曾有意编辑他的晚年文字。可惜1918年回到上海，大量的原稿没有及时搬回来，在北京散失殆尽。1937年他离开上海，随身也带去不少书信、手稿和字画，但在不久向大后方转移的过程中又丢失很多。1939年马相伯在越南谅山去世，遗物更是很难辗转回到上海。马相伯留下的作品少，收集困难，能找到这些书法作品已属不易。如今《马相伯书法作品选》出版在即，在此要特别感谢丹阳马研会和主编吉育斌先生做了一件大好事。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上海宗教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