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联洪
七十年前的四月二十三日，是改朝换代的神圣日子。那一年，我十四岁，在刚办不久的村小学读五年级。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离村东边二里路的丹埤土公路上在“过兵”。听说，那是一批又一批被打败的中央军残兵败将在撤退。怀着好奇的心情，我邀约了几个同班同学跑到长段沈家，靠近公路边，躲在桑树田想看个明白。他们真的是狼狈不堪、溃不成军。不少伤病员头上缠着带血的白布，有的手臂上绑着绷带，还有的拿着根树枝当拐杖，一步一拐缓慢走着，看上去又困又饿又渴。不时有刺耳的汽车喇叭声，要伤兵员让道，有时还有骑在马上的军官，催促伤兵们快走。这些伤残败兵可怜又可悲。
下午三点左右，从北边传来隆隆的大炮声。村子里有人在高声叫喊：“好啦，共产党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我们穷人有好日子过了。”因为我早就听说，新四军要打倒地主、富农，分田分房给无田无房的贫苦人。我小时候经常听祖母讲，她的亲侄子谈川儿秘密地参加了她村上谈梅芳领导的新四军，专门打东洋鬼子，惩治地方黑恶势力，帮贫苦人说话，是和中央军对着打仗的好军队。抗战胜利后北撤到苏北一带后，在内战中光荣献身。谈梅芳1948年为抗日民主政府征收钱粮，在区长段村被敌人发现，在巷战中弹尽无援，用砖、石继续与敌搏斗，最后光荣牺牲。这些都是祖母经常讲给我听的故事。
当晚解放军的炮声越来越猛，我有些怕。祖母说，新四军不是东洋人，不要怕更不要躲，同时村里有谣传，说新四军过来一定要抓走一部分人做民夫。消息传开后，许多年轻人抱条被子躲到邻村的麦田里看动静。晚上，持续不断的隆隆炮声比雷声还大，房墙都在震动，无法入睡。半夜时，炮声渐渐停了。
突然我听到外面有人在高声叫喊躲在外面儿子的名字。同时，躲在外的年轻人也主动回家了。天快亮了，我和母亲看看门外，一切都很正常，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我向大村走去，发现村口有岗哨，我正踌躇不前，村甲长（旧制十户一甲，十甲为一保）对我说，不要怕，解放军是好人，快回去叫你娘弄些菜送过来给解放军炒菜下饭吃。事后我才知道，是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一批人跑到十多里远的大贡村丹埤公路上，等候迎接解放军的先锋部队来村休息的。解放军进村时，为了不打扰老百姓熟睡，就在学校、祠堂、公房及少数村民家中打地铺休息。母亲知道情况后很为难。她深知这季节正是缺菜时，除了那种青黄色带有苦味的薄菜外，别无其它菜。而这种叫薄菜的是当地惯用来煮咸粥菜饭吃的，老的要抽去叶筋，否则会更苦。为此母亲只得到菜地选一些嫩叶采来一小篮，约五六斤，和我一起送到彭家祠堂大门口，几个做饭的解放军在忙着架大铁桶式行军大锅，地下堆放一些人们送来的菜，但大部分都是一些青黄薄叶菜，少数几根莴笋或几斤抽苔的青菜。
当时我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解放军行军作战跑了七八十路，来解放我们素有“江南鱼米之乡”之称的丹阳县，只有这种带有苦味的薄菜下饭，我内心抱有深深的歉意，将菜篮子放在地上。一个解放军大概是司务长，满腔喜悦地将菜接过去，对我母亲说：“大娘，谢谢你了！”说着将准备好的两张我从未见到过的纸币要我们收下，并说这钱解放军都能用。我母亲说：“这种菜不值钱，不要不要。”说着我们拿回菜篮就回家了。路上，母亲回忆起八年前，她挑一担麦草跑十里地，到县城卖不到一元，路上还被汪派日伪军敲诈一些，她说：“这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啊！”
四月二十三日部队临行前，一炊事员战士去牵马、备装，不慎被钉有马蹄形铁掌的马后腿踢了一脚，战士的嘴唇一侧被踢了一条大口子，当时鲜血直流。连卫生员也只能简单止血包扎一下。部队又无机动车辆，战士处于昏迷状态生命垂危。连干部提出部队出钱雇两个壮年把重伤的战士抬送到县城军医处缝合治疗。当时就有好多人自愿报名参加，最后选四个人轮番快速赶上部队，回来没有一个人肯收部队付的工资，昨夜解放军抓民夫的谣言不攻自破。
下午四五点钟，村里响起了军号声，部队集合了半小时后，整装列队，个个手扛钢枪雄纠纠气昂昂地从我们家门口向县城进发。据说他们到县城与大部队集中去解放金坛县城。当时村里来了近百人，拍手欢送队伍出发。这和我们前天在丹埤公路上见到的溃不成军的中央军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