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通讯是反映社会集体和个人所涌现出来的新的有教育意义的事情。六十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写，目的是扬善贬恶。
我第一次写报道是1957年，那年15岁，正读初中。我星期天回家，看到村子里十多岁的孩子用细青竹做弓，细绳为弦，把大人纳鞋底的大针用来对射。有一个小孩竟被另一个射中了颈部，鲜血流了出来。送医院后幸亏无碍。回校后，我写了《危险的事情不要做》一文，送《丹阳报》后被刊用了。那时的报社在麻巷门桥东。
1963年，我读高中。江苏省各专区男女篮球队在丹阳比赛。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去看了一场南通对战盐城的球赛。看后我写了《南通男篮8号风格高》，在《丹阳报》上发表了。我的语文老师看了后非常高兴。那时报社大概在新民路186号。
1964年4月，在县委和团县委的安排下，我立志耕耘，弃考务农，立志做丹阳的董加耕。上午我到家时，团省委副书记顾佩洋，组织部长季殿庆，宣传部长王跃南和《江苏青年报》的二位记者牟镜石、丁小民，在我家做我父母的思想工作。因为我在学校连任了六年班长，又是学生会执委，每学期均为“优秀生”“三好生”，是校篮球代表队队长、田径队副队长。高考前弃考务农，父母实在想不通。下午，我便下地劳动。因为我在城里读了六年中学，干农活是外行。人家拉小秧一个个扎得整整齐齐，我却弄得乱七八糟，胡子眉毛一把抓。没办法，我只好去向我的亲弟弟学耕田，因为他是生产队的主耕手。一开始，我把犁尖插土太深，牛拉不动，停下了。弟弟忙说：“把犁拉出来，把犁的木柄往下按。”犁尖出了地面，万万没料到，牛拉着就跑。我思想没准备，犁脱把了，人因惯性向前，一跤摔倒在水田里，浑身湿透，就像落汤鸡。全队拉秧的社员发出一阵阵大笑。晚上，日记写好后，我写了一篇《能者为师》的通讯散文，寄给丹阳广播站，两天后的晚饭后，我听到广播播出了。还是当天的夜晚，已经快12点了，村里静悄悄的，我牵着牛扛着犁又去学耕田了。学了不少时间，比下午有进步，但还是不行。我唉声叹气，心想霍元甲的功夫不是二天三天能学到的，必须积年累月地学。后来，我写了一首《学耕》的诗投稿《新华日报》，1969年9月30日发表了。原诗是：“夜半起来学犁耕，一脚浅来一脚深；犁碎星星二边分，耕随月亮往下沉；左耕右犁扶不稳，汗流浃背泥一身；猛听背后脚步声，原是队长站田埂；我问队长怎么耕？他说：方向要明，路线要正；我问队长耕多深？他说：一直耕到“修”字根。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江苏青年报》上发表了《敢于挑重担》等多篇文章。七八十年代我在《镇江日报》上发表了《篮球之乡话丰收》《球迷》等五篇文章。
从六七十年代起，我为丹阳广播站电台写了约十篇文章。“站”改“台”时，我还写了一联书法：“民之心声，党之喉舌”，横批是“为民广播”。陶伯安编辑看了说：写得好！1990年，我在新闻月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共二名），被聘为《丹阳市报》特约通讯员。《新华日报》刊登了我写的长篇通讯《喜相逢》后还寄给我一份特约通讯员证，后来丢失了，实在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