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子斌
图为1972年8月，丹阳城中运输站革命委员会签发给作者母亲左元兰的工作证。
记者 束旦平 摄
丹阳解放初期，县城里的运输工具主要是两个轮子的板车和木头独轮车。大街上也有从电影院至火车站的马拉客运车辆。逢集场时，农民们会赶着牛拉大车进城买卖。双井巷头上常有三五辆人力黄包车在静静地待客。当时，偶有一辆载重汽车驶过，根本就见不到小轿车。
县交通部门为有效管理，成立了板车散车组和木制独轮车组。1958年7月，我父亲凭着人力小板车的资本进入散车组，散车组和独轮车组于1958年10月合并成立了丹阳搬运合作社。1959年搬运合作社转为县交通局下属的港务管理处，徐双喜是书记兼主任。港务处下面管理着西门大桥旁的西门搬运工会，南门开泰桥旁的南门搬运工会，东门迎春桥旁的东门搬运工会，北门桥旁的北门搬运工会和火车站旁的车站作业区。北门搬运工会规模最大，有几百号搬运工人和车辆，港务管理处行政机关也设在北门搬运工会。
随着时代的变迁，运输工具不断更新，丹阳四个城门的搬运工会先后沉寂，又成立了新的贤桥脚下的丹阳城中运输站，以维持新分搬运工人的生计和短途运输需求。
在数次变革中，徐双喜主任有着丰富的管理能力和经验，人缘关系也很好，深受职工拥护，是丹阳搬运工会的知名人士。
我母亲左元兰在离开学校不久后也进入东门搬运工会家属组上班，运送些小批量的物资。笔者在“文革”期间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也曾代替多病的母亲拉过一段时间的板车。谷口街粮管所、煤球店，四牌楼粮管所、煤球店，和平桥粮管所，新北门桥煤球店和阜阳桥码头等处均留下我的足迹和汗水。时间像流水一样冲淡了许多记忆，但父母辈的坎坷人生经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