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沪苏大丰产业联动开发建设推进协调领导小组第二次联席会议在盐城市大丰区召开，这意味着被称为“飞地”的大丰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抓住长三角一体化进入“快车道”的新形势，新“飞地经济”，将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高阶形态。
不一样的“飞地”，一样的目标
在较长时间内，长三角“飞地经济”以省域内部合作为主。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深度推进，近年来长三角“飞地经济”上海的龙头效应更加凸显，各方对接融入上海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最近出台的上海制造三年行动计划中，数次提到了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正在编制的长三角一体化三年计划中，也把该集聚区纳入发展范围。作为沪苏两地首个省级政府层面合作共建园区，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是推进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也是盐城市深入融接上海的重要平台。
“集聚区以原大丰上海光明工业区为基础，规划面积33平方公里，先期开发12平方公里,其中启动区2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已完成。”该集聚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局长杨一峰介绍，“目前，总投资25亿元的宗颐新材料、总投资10亿元的智能门窗等项目已成功落户集聚区。我们的目标是把集聚区建设成为长三角区域产业合作示范区、上海先进制造业域外产能基地、新兴产业创新成果产业化生产基地。”
独特的历史机缘，让大丰被称为“北上海”。多年来，大丰源源不断地充实着上海市民的米袋子、菜篮子、肉盘子。据称，设在上海的盐城农产品直销门店达800多家，包括上海在盐城的3个农场在内，盐城每年销往上海的农副产品超过500亿元。如果说大丰靠的是历史机缘，和上海60年的友谊，那么，南通这个上海的“北大门”靠的则是地理条件的优势。
上海15%的超高层建筑出自南通“铁军”之手，南通30%的高层次人才、40%的创投风投机构从上海引进，50%以上的企业与上海合作，60%的进出货物通过上海口岸。借助“飞地经济”杠杆的撬动，南通已与上海共建了7个合作园区，累计落户亿元项目近100个。由上海市北高新技术服务园区与南通市港闸区合作设立的科技城，预计总投资400亿元。有专家指出，南通正全力建设的中央创新区严格来说不是“飞地”，但也具有“飞地”的属性。南通市发改委主任尹建勇说，去年省政府批复了《南通建设上海大都市北翼门户城市总体方案》，明确南通建设创新创业生态城，接受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和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辐射带动，建设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创新之都”。也有人士笑称，南通独特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其拥有独特的的美食，如江鲜、海鲜，这些都深深诱惑着爱吃的上海人。
“飞地”，两地创新接力的探路者
正如上海方面在联席会议上所表示的，大丰是上海域外最大面积的“飞地”，也是上海重要的“米袋子”“菜篮子”和“肉盘子”生产基地，上海也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用好这块“飞地”。
然而，正如两地的共识，“飞地”不是产业梯度转移跟随者，而是要成为两地创新接力的“探路者”“试验区”。根据规划，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的产业定位是“安全食品、装备制造、战略新兴产业”。杨一峰告诉记者，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是上海的“飞地”，随着时速350公里盐通高铁的开工建设，将大大缩短上海和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的时空距离，为落户重特大项目提供了契机，“目前我们正力促上汽集团在集聚区布局，建立新能源自主品牌汽车的产业化基地。抢抓国家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政策机遇，‘飞地’正全面融入上海产业链、创新链、要素链，建设一个融合共享的新范本。”
在启东高新区的上海自贸区启东生物科技创新协作园内，尚华启东生物制药科创中心正在加紧建设，该中心旨在培育一批全球最高水平的生物制药创新创业企业。在南通中央创新区，各类“上海元素”已随处可见。相关人士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南通中央创新区的发展思路，跳出了长期以来产业梯度转移的思维定势，不再是简单地承接产业溢出，而是更多地承接创新要素的溢出，在接轨和融入上海大都市方面已然跃升了一个层次。目前，从现有沪通产业合作的实践看，三种模式已初见端倪：第一，研发在上海、生产在南通，生物医药、工业机器人、半导体等领域高端制造环节加快向南通转移；第二，孵化在上海、转化在南通，与上海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深化科技研发合作，并在南通实现产业化；第三，前台在上海、后台在南通，企业把总部营销的窗口设在上海，而金融后台、呼叫中心、工业设计等配套产业逐步在南通集聚。
创新机制，成为长三角一体化新兴引擎
经济学家刘志彪指出，对飞地经济，不要做太狭义的理解，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的行政主体之间建设的合作开发区，都是飞地经济。飞地经济不能是飞出地殖民模式，也不能是飞入地肉包子打狗模式。
“飞地”建设本身就是推动机制创新的过程。随着建设开发的不断深入，“飞地”还面临着诸多瓶颈和难点问题，亟待克服解决。业内人士指出，伴随“飞地经济”的深化,一方面遭遇不少来自体制、利益、观念的困扰,影响到“飞地经济”的质量和发展后劲;另一方面传统“飞地经济”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一种富有前瞻性、引领性的“新飞地经济”正在酝酿形成,成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深入发展的新兴引擎。
例如，传统意义上行政主导的“飞地经济”模式受制于行政体制的影响和政府横向联系的制约,在税收分成、管理机制设立、土地审批、征地拆迁及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的制度摩擦成本高,协调难度大。正如上海市副市长彭沉雷所指出的，下一步，要针对这些瓶颈难题，深化研究，明确措施，积极探索协调推进的新方式、新手段。比如，集聚区下一步发展的规划空间和用地计划指标等问题如何化解？集聚区如何享受江苏省南北共建政策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机制创新予以逐步解决。
种种创新机制正在推进落实中。如以后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引进的各类人才，将有望纳入上海的人才落户管理范围，执行积分管理入籍和直接办理上海户籍的相关政策。记者了解到，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意见是：目前上海市引进人才落户实行条件管理，集聚区引进的海内外高端人才符合条件的，均可申请落户，不设落户名额。
去年，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上海、江苏、浙江到长江中上游地区共建产业园区，共同拓展市场和发展空间。拿融资模式来说，与传统“飞地经济”以行政主导为特色不同,未来“飞地经济”将更多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如采取PPP模式嵌入“飞地经济”,让更多的资本参与到合作开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