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大串连”

■刘炳芳

“文革”中的“大串联”情景

1966年全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那个社会局势全面混乱的年代，有一种狂热的行为叫做“红卫兵革命大串连”。当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丹阳城乡的学校，也卷入了到北京参观、学习、交流所谓的“革命经验”的潮流之中，使正常的教育秩序不复存在，这就是所谓的“大串连”。

当年的管山民办中学，尽管是丹阳建山公社一所丘陵山区的学校，“大串连”的热情丝毫不减。年仅17岁的我，就读在毕业班，接下来的是离奇的赴京长征“大串连”。

11月下旬的一天，学校由张东海、张荣生、袁汝荣三位教师领队，我和周小南（后曾任丹阳民政局局长）等十名学生组成了一支赴京长征队。本人亲自见证了这次“走到北京去，要见毛主席”的实际行动。出发前，每人都写了决心书，有一位老师还书写了“毛主席万岁”的血书，表达了强烈的愿望。

在步行的行程中，“先锋组”由带队老师举着“丹阳县管山中学赴京长征队”的队旗，沿着公路，负责行走的线路、接待站住宿地点等联络工作；“后勤组”负责生活帮护、资金统一开支等保障工作；宣传组负责收集途中的好人好事、采写稿件，每到一处发到红卫兵接待站进行广播宣传，本人被划分在宣传组。

在行程中，一切模仿“军事化”的生活方式，每3人中必须自带2条棉被，打成方包，轮流调换肩背，腿部都定制了专用的绑带，一路行走，互相提示：“要问累不累，想想老前辈”（指红军长征）。在纪律上也特别规定，绝不允许有一人乘坐汽车；绝不允许一人离开队伍当“逃兵”，13名队员必须全部带进天安门广场。每当夜晚，我们红肿的双脚痛得人总是在睡梦中惊醒，第二天天不亮又忍痛出发，那疼痛感至今难忘。我们历经江苏、山东、河北等地，行程32天，走了2700里路程，终于安全到达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我们集体留下了生平以来第一张在天安门广场的留影照片。由于我们在路上行走时间长，等赶到北京时，并没有见到毛主席，因为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已结束。

如今，50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了这件事，我们都觉得自己没有错，是历史造成的一场灾难，但愿永远不会再发生。这次不寻常的步行“大串连”，印在我的记忆的深处，想起此事，如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