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腊胜
在我参加工作第二个年头的1966年，中国历史翻开了沉重的一页。就在这一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一切传统习俗和事物必须重新接受审判。新的价值标准通过口号和大字报的形式进驻村庄，广大村民们除了日常生活中更加谨慎外，多少年来保留在我们这个村庄的年味也悄然消逝了。
大街小巷贴满了用红纸书写的“破四旧，树新风”的口号，一切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都必须砸烂。过年不能贴春联，不能祭祖拜神，不能放鞭炮，不再举办群众喜欢的任何文艺活动，村庄里没有以往的舞龙舞狮、荡花船的热闹看了。各大小神庙被捣毁夷为平地，部分石板、石柱被用于当地水利建设和码头，就连庙地址也批给村民作了房基盖起房屋。祠堂被封锁，杀鸡宰鹅的现象也见不到了，连养只母鸡，家前屋后栽棵果树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你走在大街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是新年的第一天。
那时候的村庄，都是各家各户前有住房，后是竹园，一排排一棵棵的竹子生长在农舍和村庄的周围。村民们凭借这得天独厚的篾竹资源，多数农户们利用起早摸黑和阴雨天，编织竹篮和篾制品到集市上出售，维持平时家用。一时编织竹篮的手艺遍及前后三个村庄。其中最为突出的算村上残疾人张纪发，他从小不能行走，常年住在两间低矮的茅草破房里。为了生存他靠自己的一双手，刻苦钻研竹篾编织技术来养活自己，他编织的篾器不但美观大方而且经久耐用，受到了广大用户的欢迎。他原打算在年底编织好竹篮上市场卖个好价钱，可是，在那天夜里十几个红卫兵闯进破屋，强行没收了他的全部家当——大小竹篮和用于编织的工具，使他真正失去了唯一能养活自己的经济来源。临走时，这些人恶狠狠地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彻底斩断尾巴。原本想过个安稳年，谁想到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临近春节时，有一位艺人来村上说书演出，村民们无论男女老少吃过晚饭都会准时前往观看。当时说的是“岳飞传”，其中有“岳飞枪挑小梁王”、“岳雷挂帅”、“王佐断臂说书”和现代评书“战斗的青春”，故事内容真是一环扣一环，引人入胜。特别是说到“气死金兀术，笑死老牛皋”时，全场掌声不断。演出即将结束时，造反派一帮人闯进屋内围攻了那位艺人，他们说这是在宣扬封建迷信，为才子佳人歌功颂德，必须立即停止演出，赶快离开。艺人只能低声哀求道：“我只是个残疾人，凭着自己的力所能及，混口饭填饱肚皮罢了，别无他求。”第二天那位艺人只好打起行李艰难地离开。在村口大家依依不舍，看着他那一瘸一拐远离而去的背影。在那个特殊年代，又有谁知道那个艺人的年是怎么过的。
那一天没有最高指示出来，因而也没有敲锣打鼓放鞭炮声。就连村头、田野上平时总是在响的高音喇叭也似乎停止了，村庄、街头恢复了平静。也许造反派也想准备过年了，也许他们在想着下一个目标该造谁的反了。
在1967年除夕的寒冷中，我在矿石机里听到唯一暖人的消息来自新华社，为了让金门等岛的同胞及将军官兵过春节，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在2月9日和11日两个单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
大年初二一大早，各行各业就要开工了，耳边又响起了生产队队长的哨子声声，我也和大家一样，拿起劳动工具到田里去，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老队长穿件破旧棉袄站在田埂上，粗着嗓门高喊毛主席指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破四旧，立四新”。在热火朝天的劳动中，新的一年开始了。
那时清楚记得，生产队1967年的春节放了两天假——大年三十和初一。大年三十生产队给每个社员发了四两猪肉。猪是生产队自己饲养自己杀的，肉价按7毛3分计算，在每户年终分配中扣除。
邻居大伯家当年只有他和妻子两个劳动力，一个甲等劳动力一天争的是一个工，做一个工日大约2毛8分钱，当时还算得上高工价。那时猪肉是7毛3分一斤。那分回的猪肉烧的时候只是加一点盐和酱油，在清水里一煮，就觉得香喷喷的了，大人们舍不得吃，都让给小孩了。那真是“四两猪肉除旧岁，半斤豆腐过新年”。在那个年代，人们只能希望今年盼着来年好，哪里知道明年还是穿件破棉袄。
如今社会不断在进步，生产快速发展，各种物资供应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每当除夕夜，面对满桌丰盛的菜肴，与那时候过年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