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联芳
除夕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准备丰盛的年夜饭，它所包含的“阖家团圆”意义始终没有变过。
记得困难时期，别说是大米饭，连顿好杂面都吃不上。村上条件好的人家兴许能吃上一口白米饭，但有好几户人家挖“观音土”吃，多数人家只能吃些南瓜、土豆和稀粥，但就是这样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吃饱。人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将年夜饭比平时吃得好一些，算是为第二年开个好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夜饭能吃上一点肉。时代在变化，人们寄托在年夜饭里关于“来年更为”的期盼，渐渐变成了现实。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上很多家庭终于能在年夜饭里见到油荤了。生产的粮食在交足了国家的任务后，剩下的部分按照“人六劳四”分配，即从中拿出60%来按人口分，另外40%按劳力工分分配，多劳多得，日子过得相对好些了。进入70年代后，村上基本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过年时，生产队里会杀猪，每个劳力可以分到半斤肉。至此，年夜饭上的油荤终于可以见到了。从大米饭都吃不上，到能吃上猪肉，日子越来越好，人们都觉得越来越有盼头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年夜饭里鸡鸭鱼肉全了。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每家每户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粮食增多了，生活提高了，年夜饭也越来越好了。改革开放以后，村上家家年夜饭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鸡鸭鱼肉成了重头戏。这一时期，和年夜饭一同变化的是，城乡面貌、住房厨房、高楼大厦、道路、车辆都焕然一新，那种揭开大锅腾起的雾气逐年从人们视野里消失了。
进入新世纪，物质逐渐富裕，人们为了免受油烟之苦，省去“买、洗、烧”的繁杂准备过程，逐渐把年夜饭“搬进”了餐馆、大酒店。但笔者始终认为，年夜饭从简到繁，餐桌上的变化无疑是社会进步最直观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