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阳
儿时,常听老人们说起“刘鸿奎”。他是老人用来诅咒坏人和吓唬小孩的代名词。
民国时期,丹阳西乡(司徒一带)多有匪患。有名有姓的就有张见山、张猷、张发庚、刘鸿奎等。这些土匪,都属外乡难民或兵痞流落到此,生活无着,他们盘踞在以马叫山为轴线的多个岗顶、山头,不时袭扰当地百姓,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其中,声势最大,名声最臭的当属刘鸿奎。
刘鸿奎原籍江苏海州(现江苏连云港)。民国初年其父刘正中逃荒至丹阳,在河阳乌龙岗后山头落脚定居,1918年生下刘鸿奎。刘正中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为贪图享受,纠结同乡数人,或缴或抢收集枪支六七杆,吸纳本地好闲之徒,拉起了土匪武装,骚扰一方。1930年,遭政府清剿,刘正中被俘入狱,后死于狱中。刘正中死后,其妻被迫改嫁,将豆蔻之年的刘鸿奎送至上海学习剃头,希望儿子能操正业、享安稳。然而,母亲的一番好意,总不能遂愿。刘鸿奎在上海,开头几年尚能勤勉刻苦,敬业守业。然而,正处青春期的少年刘鸿奎怎经得住旧上海花花世界的熏染?此后,刘鸿奎剃头之余,便混迹赌场、妓院,直至中日淞沪会战开战。
淞沪战役后,上海沦陷。刘鸿奎被迫重返丹阳,继承父业,拉起了土匪武装百余人,日劫夜抢,祸害地方。1938年冬,日寇全面占领华东。刘鸿奎纠结土匪,投靠了镇江日军,当上了伪警察中队长。然而,混迹上海八年的经验告诉刘鸿奎,生逢乱世,单靠一种势力,难以为继。翌年春,刘鸿奎看到整个华东抗日烽火正旺,便带一个班的兵力,投靠了共产党领导的镇丹边区抗日自卫总团。其武装被收编为一大队,刘任大队长。在此期间,刘鸿奎带领一大队智袭镇江伪警察局,打死伪警察局长;巧取五凤口警察所,缴获步枪10余杆。1941年,刘鸿奎部又被改编为茅山保安警卫司令部警卫三营,刘任营长。在此期间,刘鸿奎带领三营,在后河阳和北陵间设伏,重创日军骑兵队,缴获战马9匹,轻机枪1挺。
无奈,刘鸿奎终究不是个革命者。他匪性不改,视自身利益为最高利益。收编后的刘鸿奎与新四军貌合神离,仍不时祸害乡里,藐视和敌视共产党、新四军。其罪恶有三:
敌视地方抗日武装观鹤自卫团。观鹤自卫团是当时都观、白鹤和司徒三乡人民的联合自卫武装。它也是刘鸿奎鱼肉一方的绊脚石。1940春,刘鸿奎率部进驻固村,借口抗日需要,拘禁自卫团负责人吴成法,责令观鹤自卫团集体缴械,否则剿灭。双方僵持了二天,眼看期限将至,杀祸乍起,镇句县委书记彭炎携苏南特委书记吴仲超的手令火速赶到,方将事态平息,刘鸿奎被迫释放吴成法。
欺诈百姓。从1938年~1942年,据不完全统计,刘鸿奎在司徒、河阳、全州等地,共牵走耕牛252头,骡、驴各1匹;抢夺银元3200元、大米733.8石、小麦224石,金银首饰不计其数。1942年正月十四,他在固村以“开香堂”为名,敲诈、收受“礼金”法币10.3万元,折合大米约273石。
杀人放火。1938年~1942年,刘鸿奎杀害无辜百姓19人,烧毁民宅50多间。其中,最凶残的当数三庄。1940年农历四月廿五,刘鸿奎部中队长李百万因在马家庄刺探新四军六团二营军情,被当场抓获,就地正法。刘痛失帮凶怀恨在心,但又怵怕新四军,不敢对新四军下手,便迁怒于驻军村庄。于四月廿八,兵分两路对马家庄、施甲庄和东西庄进行疯狂烧杀。11户住过新四军的农户及其邻居房子全部烧毁,打死吴贞林、施松林、施祥高,捅死吴福林13岁的儿子吴宏杰,烧死吴贞林妻子;烧毁房屋47间4厢、烧死壮猪10头;牵走耕牛13头、骡驴各一匹;洗劫贵重财物无数。
1942年,国民党顽固派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对敌后开展“清乡”运动。3月4日,日伪签订《关于镇江地区清乡工作的中日协定》,划定镇江、丹阳、扬中三县和金坛、句容、武进等县部分地区为“清乡”区。扬言要“快刀斩乱麻,消灭苏皖新四军”,“重演皖南事变”,叫嚣要“打死王必成,活捉江渭清”,甚至把“剿匪”布告贴到日伪据点,要求“中日停战3个月,合力清剿新四军”。日伪军丧心病狂、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刘鸿奎见势估算江南新四军在劫难逃、命运难测。终于撕下抗日面具,积极配合国民党顽军,打击新四军十六旅所部和镇丹边区地方抗日武装。新四军十六旅根据刘鸿奎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决定彻底切除这个破坏革命、祸害百姓的“毒瘤”。经过周密部署,新四军调集4个连的兵力,于十月二十九日将刘鸿奎部围歼于司徒狄塘,活捉了刘鸿奎。同年十一月初六,刘鸿奎在后墓村被新四军处决。
“多行不义必自毙”!一方枭雄就这样结束了他短暂而肮脏的一生。然而,共产党却深明大义,公正、客观地为刘鸿奎定性,肯定了他的抗日功绩。新中国成立后,刘鸿奎的家眷孔凤英及其子女定居上海,并在陈毅、韦永义等领导的过问下,得到了适当安置,阶级成分也被定为“抗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