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们丹阳各地被卷入大跃进的洪流，大放“卫星”，谁也不甘落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那一幕幕往事，至今仍难以忘怀。
农业“大跃进”。1958年7月，县委召开万人大会，开展“打擂台、夺红旗”的革命竞赛。里庄乡上台“打擂”提出“措施加干劲，导弹加卫星，争取冠军上北京”。建山乡上台“打擂”的指标是“山芋亩产1500斤，争取2000斤”。珥陵乡提出“水稻亩产4000斤，争取5000斤，水稻试验田达万斤”。横塘高级农业合作社主任陈和法上台“打擂”指标是“亩产水稻5000斤，争取8000斤”。7月19日，建山乡提出“水稻亩产3万斤，力争全国冠军”的“卫星”，将全县“大跃进”的“卫星”高指标、浮夸风推向高潮。接着，全县各地又大办食堂，提出“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9月12日，县里在向“四秋”进军万人大会上提出深耕深翻的要求。笔者记忆中，家乡荆林地区规定，秋种麦田深翻达1.5尺以上，试验田要保证深翻2尺以上。荆林公社成立了以深耕深翻为中心的秋种指挥部，大队成立了指挥所，生产队分别组建若干个深耕深翻的专业队，定人、定时、定田、定规格、限时完成。我们荆林公社还组织深耕深翻的100多支突击队，实行“行动战斗化，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为了提前完成秋种，全公社齐上阵，学校停课，部分商店停业，机关暂时关门，全部深入抓深耕深翻。荆林公社东顶大队书记张敖夫，带领50人的突击队，苦战一昼夜，深耕深翻土地30亩，深度均在1尺以上。公社《战报》为此特增刊“号外”“祝贺深翻卫星上天”，标题是“卫星超卫星，日翻30亩”。
工业“大跃进”。1958年5月，中央提出赶超英国的口号，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一时间，城乡各地召开大炼钢铁的誓师大会，《丹阳报》也发表“炼钢炼铁，争分夺秒”的社论，要求各单位实行“六定”：定炉、定型、定人、定时、定量、定炉群。大泊乡青年第一炼铁厂苦战两昼夜，炼出铁水250斤，向公社报喜，同时再放“苦战30天，炼铁100吨”的“卫星”，被团县委授予“青年高炉第一号”锦旗。
在“全国大炼钢铁”的号召下，城区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全部投入放钢铁“卫星”的战斗。县委还开展“钢铁卫星周”和“钢铁高额丰产突击运动”活动。在当年的大炼钢铁年代，笔者亲眼目睹家乡群众家中，被搜出的铁勺、铁钉、铁锄、铁锅、铁榔头、铁窗柱子均被熔化成铁。大炼钢铁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给国民经济带来危害和损失。虽然各行各业的“卫星”满天飞，但没有一颗卫星能真正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