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多家合作社带领农民闯市场
做大做强，亟需突破五大瓶颈
国华水草栽培合作社社员采收水草。本报通讯员柏俊摄
20年前，南京水西门。一辆满载西瓜的拖拉机缓缓进城，几名横溪瓜农顶着烈日酷暑、忍受蚊虫叮咬，在路边摆摊卖瓜。西瓜每斤两毛钱，卖一车瓜可得一两百元。为了这一两百元，瓜农需要熬上两天一夜。
跟随父亲等人亲历卖瓜难的王宏山，不禁心生感慨：农民要想靠种田增收致富，不能单打独斗，必须抱团发展，通过改良品种、统一销售，提高种田效益。
3年后，也就是2000年，王宏山毅然创办我市第一家农民合作社——南京绿桥瓜果菜专业合作社。自此，合作社作为南京农村新型经济主体跃上历史舞台，开始了“野蛮生长”。
绿桥合作社成立7年后，2007年，我国第一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合作社真正进入有法可依阶段，在法律支撑下有序发展。10年来，南京农民合作社由少到多、从小到大，逐渐成长为农村经济组织中的一支中坚力量。
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 马立 周爱明 张婷
（本报通讯员 柏俊 陈永红对此深度报道亦有贡献）
A
南京首家
农民合作社的成长史
本月10日上午8点半，骄阳正烈。王宏山早早来到横溪台湾农民创业园内的400亩试验基地，观察正在栽培的果树长势。
试验基地是绿桥合作社的试验田，目前种植了梨子、桃子、苹果、柿子等近90个品种的果树，其中桃子就有八九个品种。试验基地隔壁，就是绿桥合作社的种植基地，连绵的大棚一眼望不到头。
带领绿桥走过17个年头的王宏山，身材微胖，鼻梁上架一副宽大的黑框眼镜，身上既有农民致富带头人的闯劲，又带有浓郁的书卷气。1997年，他还是江宁县横溪镇的一名中层干部，陪父亲去水西门卖瓜的经历，给了他深深的触动。
横溪农民有种西瓜传统，但当时种植的西瓜品种老、上市迟，农民很难赚到钱。1999年，政府鼓励机关人员停薪留职下海闯荡，王宏山决定下海搞农业，并前往中国台湾、日本、菲律宾等地调研考察。王宏山发现，台湾等地的农民协会带领农民抱团发展，统一生产、统一销售，农业效益明显提升。
瓜农为何不能抱团发展？2000年10月，王宏山牵头联合当时的横溪镇、丹阳镇、陶吴镇、禄口镇170多名种瓜大户，成立“南京绿桥瓜果菜专业合作社”，这是南京第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王宏山回忆：“当时合作社并没有明确的具体章程和管理制度，大家只是口头约定，统一采购农资、统一销售产品，费用共摊、效益共享。”
合作社第一个动作就是更新西瓜品种。王宏山等人选择了7个新品种在横溪试种，成功筛选出了皮薄瓤甜、长势良好的台湾小兰等3个品种。同时，为了让上市时间提前，合作社采用了大棚保护性栽培等措施，一举将西瓜销售时间提前了一个多月。
种出了优质西瓜，可销售难怎么解决？王宏山灵机一动，赠瓜品尝，结果迅速打开市场空间，且西瓜单价是普通西瓜的七八倍。按照每斤2.3元、亩产3000斤计算，瓜农亩均效益达到5000—7000元。
可观的经济效益迅速吸引更多瓜农加入，横溪西瓜种植面积开始猛增，2001年，合作社种植西瓜面积从150亩增到了5000亩。生产设施也提档升级，竹木大棚升级为保温性能更佳、使用年限更久的钢架大棚。
在政府支持下，合作社又借鉴南京市梅花节经验，在当地举办了第一届横溪西瓜节，通过以节促销，早早将5000亩横溪西瓜销售完毕。
同一年，合作社开始向社员提供完全免费的“七统一”服务：统一供种供苗、统一茬口布局、统一技术指导培训、统一种植模式、统一农资供应、统一产品质量标准、统一品牌销售。自此，绿桥合作社影响力逐年扩大，社员发展到321个。每年合作社盈余部分20%提取公积金，余额部分的80%按交易量返还、20%按股分红。
统计显示，绿桥合作社已申请注册“苏田”、“绿王大自然”等7个商标，基地西瓜种植面积2万亩，2016年销售额达8000多万元。在绿桥合作社的带动下，南京、溧阳、句容、马鞍山等周边地区已有近3万户农户种植台湾小兰西瓜，每年增收1000万元以上，合作社真正起到了“建一个组织、兴一项产业、活一地经济、富一方百姓”的作用。
华成蔬菜合作社工作人员现场检测蔬菜。本报通讯员柏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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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1家合作社
带领50万户农民闯市场
农民合作社陆续出现，是农民抱团发展、共同致富的积极探索，更是我国农业生产克服分散经营、提高抵御风险能力的内生要求。
专家介绍，1978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推行，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成为独立的财产主体和市场主体。不过，随之而来的是小规模家庭经营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的缺点逐渐显现。而合作社组织带动农民抱团发展，通过统一农资供应、统一产品质量标准、统一品牌销售等，带动农业逐步向品牌化、规模化迈进。
为了推动农民合作社发展，我国2007年颁布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合作社进入了依法发展阶段，农民合作社数量开始急剧增长——市农委统计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市农民合作社共有3791家，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2890家，农地股份合作社904家。全市拥有国家级示范合作社27家，省级示范合作社达78家，市级示范合作社180家。上述合作社实有入社成员50万户，约占全市64.03万户农户的79.2%。
合作社影响力逐年增大，离不开南京江宁王宏山、南京溧水路晓华、南京高淳汪桂伢等一批农村致富带头人。
2009年，36岁的南京溧水人路晓华带领17名菜农从无锡回到溧水成立华成蔬菜专业合作社，流转了600亩土地种菜，并准确切入食堂配送、电商配送等领域。去年，合作社销售额达到7060万元，种植规模达2000多亩，在合作社就业人员有200余人。
“合作社143名入社成员中，多数年收入超过10万元。在合作社打工的当地村民，夫妻俩年收入也有七八万元。”路晓华表示，因为合作社带动，蔬菜种植成为和凤镇的重要产业之一。
在路晓华回到溧水的同一年，南京高淳桠溪人汪桂伢则成立了国华水草栽培专业合作社。汪桂伢是南京高淳桠溪水草种植第一人，他偶然间发现有人在销售水草，打听后得知，这种水草学名轮叶黑藻，俗称节节草，是螃蟹养殖的极佳辅助材料——既可净化水质，又可为螃蟹提供饵料，市场需求旺盛。
长在小河沟里不起眼的水草竟然是“金疙瘩”，汪桂伢于是在桠溪四处寻觅节节草，然后承包土地开始试种。经过细心观察、摸索，他逐渐掌握了节节草的种植要点。
国华水草栽培专业合作社共有158户社员，基地面积5000多亩，会员种植水草后，只要将水草、芽孢送到合作社，工作人员验收合格即可按照保护价收购。经过8年运作，国华合作社日最高峰销售水草7万斤，主要产品藻籽、藻苗不仅供应江苏的大闸蟹养殖户，还源源不断地销往上海、浙江、湖南、湖北、河北、安徽及台北等地。合作社销售额以每年15％的速率递增，成员收入高于本地同行业非成员农民收入22％以上。
小水草蕴含富民增收大能量。国华水草合作社社员张志和目前种植了近600亩水草，一年轻松入账超百万元，家里盖起了小洋楼；社员周荣生原本在家种地，后来入社种植水草，第一年借款20万元投资，结果当年赚到了50万元。他感动地对汪桂伢说：“如果不是因为种水草，可能我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南京市农委合作社指导处负责人表示，农民合作社有效解决了社会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统一组织采购比例80%以上的超过1500家，统一销售比例80%以上的合作社超过1700家。此外，合作社在推进农业品牌化、带动农民增收方面贡献巨大。
目前，南京市拥有自主注册商标的合作社达到377家，通过“三品”（无公害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的合作社达到326家，年销售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的合作社184家；合作社不断完善与社员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共同致富”的建设目标，南京多数合作社按《合作社法》要求开展按交易额返还和二次分红，社员年收入比当地同类产业非社员普遍增收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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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野蛮生长”
需突破五大瓶颈
农民合作社数量迅猛增加，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扶持。记者从南京市农委获悉，目前南京市每年争取省级财政扶持资金超过1000万元、南京市级财政配套安排1000万元用于扶持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15年，南京市又设立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南京市级财政安排贷款风险补偿基金，银行按10倍以上放大，提供授信额度超过25亿元的金融产品——“金陵惠农贷”，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两无”（无抵押、无担保）贷款的需求。
在配套政策的有力支撑下，南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管理水平、统一服务能力、主体发展水平、带动增收能力不断提升。不过，从总体上看，南京市合作社仍普遍存在规模小、实力弱、竞争力差、人才缺等问题，规范化建设水平有待提高。
告别“野蛮生长”，合作社要真正实现做大做强，仍有五大瓶颈亟需突破——
首先，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有待提升。多数合作社“重经营、轻管理”，尤其在财务管理、盈余分配等方面欠规范。此外，因数量考核要求成立合作社等历史原因，导致出现空壳社、翻牌社、挂牌社等。
其次，合作组织内部利益联结机制不够紧密。多数合作社与成员的利益联结方式主要是为成员提供各项服务，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要求实现可分配盈余按照交易量（额）返还的合作社比例不大。合作社股金普遍集中于个别大股东或团体成员的情况，直接影响合作社带动成员增收的效果。
第三，合作社在水电、土地政策支持方面，仍面临诸多尴尬。例如，绿桥合作社目前办公用电每度0.83元，而周边农电每度0.52元；用水每立方3.82元，而正常长江水每立方只有2.8元。
华成蔬菜合作社配建了部分仓储、农机仓库、办公等设施，但建筑无法取得相应手续。合作社理事长路晓华无奈地表示，按照相关政策，合作社可以有4%左右的建设用地指标，但这个比例很难落实。
第四，合作社建设中，社员的合作意识必须增强。一位不愿具名的合作社负责人表示，不少合作社初期资金大多由理事长掏腰包，社员虽然是股东，却只愿共享分红，不愿承担亏本责任，这就导致合作社面临只能赚钱不能亏本的尴尬。“既然是经营，有赚有赔都正常，但在合作社就是不正常。股东会上大家往往只要分红，不谈投入和后续发展。”上述人士说。
第五，合作社管理人才严重缺乏。在南京，多数合作社建设已近10年，合作社理事长及管理层年龄老化、知识退化等现象严重，有的已不适应新形式下规范化建设的要求，而农村中新一代有文化的年轻人接班的积极性不高。管理人才的缺失已成为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重要阻碍因素之一。
南京市农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合作社存在的五大发展瓶颈，今后南京市将通过加强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提升带动能力、创新发展方式等措施，进一步推动合作社发展。在发展方式、运行管理、产业业态上力争有突破。进一步加强同产业、同区域联合，成立联合社，实施抱团发展，增强成员社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南京市将探索实行专业化管理，引入职业经理人或专业管理团队，通过让渡部分决策权和管理权，实现专业化管理、公司化运作，弥补管理人才缺失的不足，推动合作社真正告别“野蛮生长”，在规范轨道上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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