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金富
我老家位于陵口镇东六里路的京杭大运河南岸，与隔河相望的河北村庄同称“上栅口”，光绪版《丹阳县志》载，自康熙五十一年（1713年）就设有“上栅口渡”了。《丹阳交通志》也载“上栅口渡”是京杭大运河丹阳段十三处渡口中的一处古渡。故而这里是南北的交通要道，由于地理优势，自古以来，两岸村民除种田谋生外，大多数都开个小店做生意。新中国成立后，两岸的茶店就有四爿。历史习惯，茶店虽小，喝茶的人很多，茶客均来自两岸周边村庄，一般都是中老年。茶店里有“说书的”、“唱啷当的”、“打麻将的”，还有“提篮小卖的”，生意十分闹忙。五十年代初，我读中学的一个暑假里，曾上渡跟爷爷学撑渡（我家三代摆渡），由于我是“独子”不会游泳，爷爷怕我跌入大运河，就“命令”我坐在船帮上听他讲“茶店里的故事”：
那段时期，我们河两边的茶店里发生了很多事情。首先是“打麻将”的人中，为准备赌资，把家里的烧草挑到码头上出卖，还有的把老婆节省下来用于换取“油、盐、火柴”的鸡蛋也偷出来卖给过往船只，更有的是把家里的口粮也偷出来放在小商店里出售，老婆发现后就来茶店寻丈夫大吵大闹，有的女人被丈夫打骂后急得跳大运河，某某老婆如果不是过往船只的搭救，就真的要送命了。茶店里的乱象频发，真是“小吵天天有、大闹三六九”，弄得店主、茶客和左右邻舍很不安宁。奇怪的是，茶店里还出现了这儿转转那里坐坐又不泡茶的“陌生人”。没几天，社会上就出现诸多谣传。说什么“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从地主家分来的东西要退还了”，“某村的黄某某已从香港回家躲在屋后竹园的地洞里，晚上出来杀干部了”，“某村参军的×××在朝鲜战场被美国鬼子打死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平静的茶店里，茶客们又多了许多聊天的话题。其实那个来茶店转悠的“陌生人”就是传播反动谣言的坏分子，茶店也就成了传播谣言的集散地，群众对谣言的恐惧和反感越来越大，茶客们也开始留神“陌生人”来茶店的举动了。村民的情绪、“陌生人”进出茶店的迹象，村干部及时向地方政府作了汇报，有的茶客还特地到地方政府举报“陌生人”的可疑动向。“禁赌、辟谣”也就成了各村基干民兵的迫切任务。一天下着蒙蒙细雨的午后，我们吕城区漕塘乡的基干民兵对河南两家茶店展开了突击行动（我村当时属漕塘乡管辖），从源头上封杀“赌博、谣传”的窝点。冷不防的抓赌行动，首战告捷。没收了两副竹制麻将牌，抓获参赌者八人，经过现场的思想教育，挽救了一批参赌者，更震撼了类似“陌生人”的坏分子，净化了治安环境，广大村民拍手称快。
河南茶店“打麻将”被抓的风声，很快引起了河北茶店的警觉。因为河北上栅口村时属陵口乡管辖，存有侥幸心理的河北茶店，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两爿茶店分工设哨，时刻注视河南码头动向，若发现渡船上有臂带红色标志的基干民兵就及时传递暗号，想方设法保证麻将桌上的“安全”。三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没见到陵口方向的抓赌动向，更没发现河南码头带有红袖套的民兵。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天下午，太阳还有树顶那么高，就在河北茶店放松警觉、高枕无忧时，我们漕塘乡配合陵口乡的联合抓赌行动悄悄地撒网了。河南的两个民兵从下栅口村摆渡过河，绕至河北上栅口村后与陵口乡四位民兵汇合远远监视着两爿茶店的后门，河南另外两个民兵则撑着洋伞，乔扮女人从河南码头上渡后蹲在过渡人群背后的船舱里，那天又恰逢我爷爷摆渡，他老人家见状边撑篙边发笑，其中一民兵及时向我爷爷摆手示意。说时迟，那时快。渡船刚接近北岸码头，蹲在船舱的民兵掰开过渡人群一跃而起，撑着伞，猫着腰从西码头快速上岸直奔两爿茶店的前门，当破门而入的民兵站在麻将桌边时，参赌者一下子惊呆了。乱了阵脚的参赌者有的想从后门开溜，有的慌急慌忙地向怀里藏钱。从后门开溜者在打开门闩的一刹那，站在门前的竟是有民兵标志的大个子青年。两店的参赌者一个也没有走脱，在接受“赌博、谣传”危害社会治安的思想教育后，都写下了保证。纷纷表示今后不再赌博也不信谣传，听共产党话、听政府教育，让老婆家人安心。从此，民兵巧抓赌、严辟谣的佳话传遍了渡口两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