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3月19日，56岁的马相伯在日本马关迎接已73岁高龄的李鸿章，以及李的参议参赞等随员，还有弟弟马建忠等。李鸿章此行是作为城下之盟的谈判者，一行人均感春寒料峭、如履薄冰。而此时，马相伯作为大清国驻日本门司领事，既渴望见到弟弟马建忠一面，又极度担心自己祖国的前途。甲午战争的失败已然宣告大清国洋务运动的失败，对于年过半百的马相伯而言，也标志着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学贯中西赶潮人
出身于丹阳的马相伯，是近代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科学文化的先驱之一，也是当时学贯中西的少有的人才。马相伯自幼受洗，经教会严格培养，具有较高的品德和严谨的操守。
学成之后的马相伯，一方面由教会委托往外地传教，同时还被委任为徐汇公学校长，监管教务。在传教过程中，马相伯不顾教会反对，曾拿出家财救济灾民。而在徐汇公学期间，他又鼓励学生中西并学，甚至亲自送学生去参加童子试。在教会看来，这些都是异端行为，马相伯自然遭到了外国教会势力的排挤与打击。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和报效祖国热情的马相伯于是愤然离开教会，开始投身到自强富国的洋务运动之中，成了一名经世致用的赶潮人。
山东新政露头角
19世纪70年代，山东按察使陈士杰向洋务派领袖、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请议开发潍县煤田。李鸿章向陈推荐山东老部下布政使余紫垣，李鸿章希图他们两人携手努力，振兴包括潍县在内的山东煤炭业，以杜绝外人觊觎。
热心于办洋务的余紫垣，既需要洋务派官僚的主持和推动，也需要了解西方、通晓洋务的人们赞助和参加。马相伯毫无疑问正是这种人才。马相伯之兄马建勋，曾任淮军主管军粮的军需长官，同不少高级将领往来密切。所以脱离耶稣会后，马相伯便由马建勋介绍到山东藩司余紫垣处，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当时的马相伯36岁。
1877年，马相伯被调至潍县机械局任职。洋务新政在当时虽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和攻击，却也是公认的全新领域和做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可诚如马相伯讲，自己只是个书呆子，若不懂官场潜规则，往往会到处碰壁。过了一年，马相伯交卸了机械局差事，李鸿章又派他调查山东矿务。马相伯认为山东矿藏不多，向李鸿章建议去山西。可是李鸿章坚持要他去，马相伯只好遵命在山东调查了半年。
在潍县机械局和调查山东矿务的两年时间，马相伯逐渐认识到满清官员的颟顸与腐败无能……
随使日本展才干
1881年4月，曾经是马建忠的同事“洋务”大臣黎庶昌出使日本，遴选马相伯任使馆参赞。马相伯抵日后，改任驻神户领事。在日本期间，马相伯和日本维新要人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交往。当时日本维新改革，热心西学，面貌为之一新。而清政府却积重难返、发展缓慢，比较之下，自然相形见绌。
有一次大隈重信请马相伯参加维新派召开的国际大会，示意他讲几句。对于学贯中西，精通多门学问的马相伯而言，这正是他展现个人思想的好机会。“人类文化，互相融会，无分国界……，因此人类尽人道，可达到世界大同。”神甫出身的马相伯借助超常的口才与雄辩的思维，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回击了对手，同时展现出世界大国的气魄，让人啧啧称奇。
数年后，马相伯又奉命去日本，先任驻长崎领事，后又改任使馆参赞。甲午战败，李鸿章去马关签约，当时马相伯在日本门司做领事，他利用人脉关系频频与多国外交官交往，收集情报，供李鸿章参考。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第三次会谈后，返回寓所遇刺，伤左颊骨。一直关心和谈进展的马相伯终于捕捉了先机，他随即找到各国驻日外交官，宣布了日本暴行，造成了国际舆论压力，在签约中终于迫使日本有所让步。
1906年，为了处理留日学生发生的学潮，他第三次奉命东渡。他向留学生们演讲，说者恳切，听者感动，学潮遂得平息。“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便是当时梁启超记录下来马相伯名言。
调查商局效忠心
马相伯回国之时，李鸿章正锐意举办新政，招商局办理有年，但成效不大，每年需政府补助经费达八十万两之巨，因此急需加以整顿。李鸿章一面嘱他三弟马建忠担任招商局总办，一面请马相伯到全国各地调查招商局，摸清家底。马相伯从津沪直到广州，花了两年多时间。经过他详细调查研究，认为“商局情弊，非改弦更张，难以振刷。”他总结出招商局四点情弊，并汇报给李鸿章，同时建议改革，可惜当时总理衙门对招商局兴革尚抱着观望态度，而未予理会。
马相伯在调查广州时，看见英国人占领香港后，商业发达，获利甚大，于是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建议，把香港对面的九龙辟为商埠，招引中外商人，再修一条铁路直通广州。外国人也赞成他的建议，张之洞听后满口允诺，就是没有下文。后来他回天津报告李鸿章，李也认为是一个好主意。根据惯例，还得要张之洞具奏，李不好出面，结果仍然等于零。几年之后，九龙遂被英国割据为商埠了。
赴美借款勇当先
李鸿章有一次和马氏兄弟闲谈，语意中透露兴办海军而银两捉襟见肘的窘境，马相伯建议说：“现在有美国资本家可以借钱给我们，中堂何不一试？”原来是旗昌洋行的美国人，拟联合英法德意荷各国，组成对华商业团体。马相伯和这些商人熟识，了解到这个团体愿意借款给中国振兴实业。李鸿章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连问可以借多少。相伯说可以有五千万。李听到这个巨大的数字，大吃一惊。长期闭锁的清政府限制了中国政治家的眼光，李鸿章不敢借这么多，但说要二千五百万，李同意了。于是他和住在天津的美国商人接洽商定一种方法，借款二千五百万两，先在天津开设银行总行，再在上海和各省设分行。议定后李派马相伯赴美和美国银行家接洽。马相伯要请李奏明政府。李鸿章自信地说：“难道我一个北洋大臣又兼通商大臣，连和外国商人商订借款的权柄都没有了么？”这样马老就奉命赴美国商洽借款了。时在1886年，马相伯抵达纽约，美国总统派侍从武官迎接。美国银行界各巨子，都和他相会，可谓朝野倾动。
其时美国金融界正谋资本输出，一经会谈，他们都争着出借，商订数字达五亿两。马相伯深晓李鸿章没有这样的魄力答应，然而美国人好意难却。于是经过商谈，以五千万两为正式借款；以三亿为他们的存款，存款以三厘起息，然后视中国对于财政需要之缓急以为应用，他们也赞成了。他将商谈结果电告李鸿章，不料，竟然激发了清政府中保守派与洋务派官僚之间的矛盾，李鸿章遭到攻击。李只好复电：“群矢集我，万难照准。”马相伯进退维谷，只能悄然离去。回到天津，马相伯向李鸿章汇报赴美借款事宜，认为很好的事情，被他们弄糟了，李鸿章叹口气，无奈地说：“政府不想好，有什么办法呢！”
……
马相伯与李鸿章相交十多年时间，李鸿章对马相伯有知遇之恩，马相伯也给李鸿章提出了许多有实际意义的建议。可以说，马相伯在政治外交和洋务领域比李鸿章更超前、更务实，对李鸿章的政治思想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积贫积弱、落后守旧的清政府难以从根本上振刷，封建制度也必然对改革有着束缚与禁锢。在近代中国历程上，努力过也有过贡献的李鸿章难逃失败的厄运，但晚清之后，马相伯的努力和贡献却值得一书，尤其是他转向教育，为国家培育人才，对历史的贡献青山永在。
值此丹阳市马相伯文化研究会成立周年之际，特撰文以记之——唯我乡贤，彪炳千秋，洋务贡献，桑榆景深！
（朱伟 申卫平）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