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嵘
与其说我的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倒不如说是在饥饿中煎熬过来的。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国家极力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工农业建设模式一切照搬，儿童教育也不例外。那时我四岁，在我模糊的记忆中，还依稀有一段“幼儿园”的生活经历。
大概是1958年或1959年的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由于当时的“大锅饭”疯起，被吃空了的“共产主义”粮仓，早已是一无所有，靠国家从外地调拨一些柿子皮、苜蓿干之类的救急。最困难时，我们乡的月人均口粮标准5.4市斤，每天一两八钱。
一两八钱是每人的平均标准，等粮食雁过拔毛地分下来，再经过村干部、司务长克扣，食堂炊事员的多吃多占。试想，到了普通群众嘴里还能有几粒米。开饭时大家拿的都是盆子，分得的“稀饭”能照出影子。记得我们家打回的“稀饭”，都是母亲亲自掌勺再分到每个人的碗里。为了让我和小妹能喝的相对稠一点，母亲总是先给姐姐哥哥们盛碗，最后剩下盆底留给我和妹妹。懂事的姐姐哥哥们喝到最后，也总是把碗底稠一点的“稀饭”留一口倒给我和妹妹。
当时每个村都有“幼儿园”，幼儿园究竟是什么样已经完全模糊了，可以断定，一定是不会有儿童玩具和活动设施的。只记得每天跟着哥哥在一个操场（打麦场）集合排队点名，老师检查每个孩子的个人卫生。首先让孩子们伸出双手，检查洗手了没有，看脸上有没有泪痕，有泪痕说明在家哭过鼻子，当然不是好孩子。然后再让孩子们仰起头看脖子上有没有汗渍、污垢……检查完卫生就开始学习唱歌，最流行唱的歌是《社会主义好》，后来有人改编歌词：“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大伙（大锅饭）吃不饱”。
因为极度饥饿，幼儿园的孩子们似乎都很“听话”，没有欢快的笑声，更没有追逐打闹玩耍的情景。在幼儿园能享受到的特殊优待，就是能喝到一碗咸菠菜汤，阿姨们也知道孩子们饥饿，但没办法，她们也做不出“无米之炊”。吃树皮、谷糠、棉籽之类的粗糙食物，特别容易引起便秘，“幼儿园”熬些菜汤也是经过医生专家们指导，专门来治疗、预防孩子便秘的。邻居家的一个小伙伴与我同岁，因为太饥饿，根本走不动路去幼儿园，连那碗菠菜汤也无法享受到，最后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引起全身浮肿，差点要了小命。因为饥饿，孩子们哪有精力在“幼儿园”参加什么活动，一个个都无精打采地早早回家各自觅食去了。
记得我跟着哥哥去村里大食堂的垃圾堆里捡过葱核吃，“葱核”就是择大葱时扔掉的根的部分，拿回家把毛毛根去掉，用火烧一烧还有点葱香。还在垃圾堆里捡过地瓜皮吃，其实我说的地瓜皮，并不是像现在做饭时削掉的外皮，那个艰苦的年月吃地瓜谁还舍得削皮？而是长了黑斑坏了的地瓜，削掉的那层带黑斑的皮。在垃圾堆里翻来翻去，总还有一些带层白的，我和哥哥就捡起来啃那层白一点的部分，那个滋味是至今难以忘怀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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