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符向军
14日下午，在全国“两会”上，各代表团审议民法总则草案建议表决稿。建议表决稿显示，见义勇为这一“好人法”条款再度修改，不再区分是否构成“重大过失”，只要是见义勇为一律不担责。至此，“好人法”条款已经历三度修改。
可以想见，随着全新“好人法”的修改出台，将有效卸下“扶不扶”的社会纠结心态，让见义勇为者服下“定心丸”，解除其后顾之忧，促使其放下思想包袱第一时间向受助者伸出救援之手，有助于更好弘扬社会正气，因而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但在立法全力助推见义勇为，解除见义勇为后顾之忧的同时，也要基于法益衡平的法治原则，充分考虑和保护好受助者的合法权益。须知，见义勇为的目的是为了救助、保护陷于危难急困之中的受助者，如果因为不适当的见义勇为行为，比如路人、邻居不具有急救知识、手段却对心肌梗塞病人行使了错误的院前急救措施，造成了受助者的“二次伤害”，甚至加重了损害，带来不必要或本不该发生的严重后果，但所有不利后果却因为“见义勇为一律不担责”而全部由受助者或其家属“买单”承受，那对受助者或其家属来说无疑是伤口撒盐、雪上加霜，也是不公平的，而见义勇为善举则是事与愿违，失去了本来意义，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而且，强调见义勇为，也要见义智为，如果是具有过错的见义乱为、见义盲为，甚至“借义胡为”，并没有“一律免责”的法理基础，有违民法上“过错归责”等的一般侵权责任原则。
因而，见义勇为一律免责恐怕失于“一刀切”，必须有一种救济保障机制，为见义勇为“加害”的意外结果兜底，同时补强见义勇为一律免责的法律短板，否则会带来立法“超前”而合法权益保障落空的隐患。为此，应配合这次民法通则“好人法”条款的修改出炉，及时制定完善细则，出台可操作的配套规定。
比如，可以援用见义勇为救助基金或新设立紧急救助社会基金，并可建立见义勇为行为适当与否的评鉴机制。如果见义勇为导致被救助者“二次伤害”的，则就其民事损害赔偿救济责任予以制度兜底。具体可结合救助行为是否适当、基本适当、不适当，来分析见义勇为“加害”的主客观原因和责任归属。救助行为适当，没有“加害”结果的，见义勇为当然免责；救助行为基本适当或不适当，造成一定伤害、严重伤害的，见义勇为免责之余，由紧急救助社会基金或见义勇为基金对被救助人予以适当补偿。但如果见义勇为不当造成危害，不是出于过失或“严重过失”，而是属于故意伤害等的，则涉嫌以见义勇为之名行违法犯罪之实，自然应依法追究民事赔偿法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而不能由相关救助基金为其“背书”，更不能让“见义勇为一律不担责”的“好人法”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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