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霍敖金
据报载，近几年，“舌尖上的浪费”现象回潮，餐饮浪费每年约上千万吨。我不由得想起“调饥”的事儿来。新中国成立前后，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当夏秋粮食青黄不接之时，农家人就会去“调饥”，就是到自家田里寻找接近成熟的麦、稻，将穗儿捋下来，凑到约摸二三斤、四五斤，带回家放到石臼里杵一段时间，或放到手摇的小石磨里碾磨一下，然后将麦、稻糊糊放到水里淘一淘，再拿去煮饭，当然还要配合较多的瓜菜甚至野菜等食物，以应对饥饿。因为大麦比小麦先成熟，所以夏收前调饥的首选对象就是大麦。用大麦糊糊煮成的饭，司徒地区叫大麦银银饭，接连喝了几天稀粥菜汤后，吃上一顿大麦银银饭，那时候就觉得很惬意。秋收之前，调饥除了捋稻穗，还有“撷山芋”。沿着山芋垄边走边看，从这头走到那头发现垄上开坼较大的地方，那就暗示那里有山芋块根可采挖。于是，挪开藤蔓，用小锄小铲挖开一边的泥土，把露出来的较大的一个块根切挖下来后，再用土将山芋根壅好。切挖时要小心，不要伤到主根和别的小块银，以防整棵山芋枯死或小山芋烂掉。切挖出来的山芋脆嫩脆嫩，我们小孩儿都等不及拿到水塘去洗，抓起一个在衣袖或裤管上擦几个下就嘎嘣嘎嘣地咬嚼起来，真是既充饥又解渴。挖到大半篮山芋就可拎回家，就能美美地吃上一顿焖山芋了（锅底放少量水，把山芋半蒸半煮地烧熟）。农业合作化以后，土地归了公，人们要调饥时只能在自留地和开的十边的极小范围内进行了。于是，在青黄不接之际，政府粮食部门就会供应一些返销粮，当然只能是部分缺粮人家能得到的了。1959~1961年，由于天灾和人祸的共同作祟，人们生活空前艰难，社员在田间干活时，又悄悄地调起饥来，不过调饥的对象不是集体的稻麦，而是稗子等野生禾本科植物的籽实了，队长等干部睁只眼闭只眼不大过问。那些籽实虽然粗粝难咽，但和粮食和在一起，毕竟帮助人们度过了一次劫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