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清元
1968年盛夏，丹阳“革命造反派”和全国一样，各种口号声日夜听见，政治帽子满天飞。南下渡江干部、五十开外的城镇党委书记王彬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白天晚上接受各个造反组织的斗批。有一天上午，城镇所属三十多个企业单位的主办会计、出纳成立了一个“战斗队”，硬迫王彬书面签字增加工资。王彬坚决不肯答应，他还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说：“增加工资有严格的工资政策，我无权答应……”“战斗队”一哄而起将几斤重的斗批木板挂在他脖子上，上面用粗字写着“打倒三反分子王彬”（即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名字上用红色粗笔打了“×”（表示打倒，枪毙的意思）。一路推推搡搡，游街示众到县劳动局质问工资政策。此时的劳动局领导和相关人员也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早已躲到乡下不上班了。“战斗队”当机立断将王彬途步押往镇江专区，质问增加工资问题。
一路上年轻的造反派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可五十开外的王彬穿一双旧解放鞋，昨晚接受群众“斗批”深夜才归，早饭也没有吃，显得疲惫不堪。到了镇江专区，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各个办公室都被五花八门的“造反派”占领了，根本无人接待。丹阳“会计造反队”这帮男女也不过问王彬，居然嘻嘻哈哈地逛大市口商场去了，可怜王彬挟着斗批牌，拖着破球鞋，摸摸口袋一分钱没带，饥肠辘辘，只能一步步走走停停往练湖方向回走。到了湖头看见一个老太坐在茅草房门口纳凉，王彬走上前去说道：“老人家，讨口水喝……”此时王彬眼冒金星，身出虚汗，一天走了一百二十里路，一头栽倒在地，晕了过去。老太急忙用冷水喷在他的脸上、身上，用冷水往他嘴里慢慢灌，王彬才醒了过来。一苏醒他就说“肚子饿，讨一点吃的”，老太说“我中午烧的大麦粥还有一碗，放在锅台上，就给你吃吧。”王彬接过碗，三下五除二就喝个精光，还用舌头把碗里碗边舔得干干净净。王彬站起来对天空叹了一声大气，感叹道：“这碗大麦粥既充饥又解渴，令我终身难忘。”接着他又转身对老太说：“你今后有什么事就来城镇找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结束了“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经历过战争年代和“文革”运动的考验，王彬官复原职任云阳镇党委书记。一天下午，有一老太在门卫的引导下走进书记办公室。王彬让老太坐在沙发上，倒上热茶，叫门卫去和平桥买两块软一点的烧饼当下午茶，热情道：“你当年那一碗大麦粥做得真好吃……”老太实情告知，草房要倒了，想批点计划内“白市”砖瓦、木料。王书记找来民政科长，说明老太实情，照顾解决了部分红砖和木料，接着书记又自掏50元赠于老太（当时学徒工工资13元每个月，他本人工资47元每月），又亲自叫来一部黄包车，送老太到练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