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忠法
裤脚沾着泥点子，脸庞晒得黝黑的王勇（化名）见到记者，第一句话是：“太丢人了，恳请不要写我的真名。”
王勇原是四川省泸州市政府某部门的负责人。去年，因为擅自暂停一项公共服务业务，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被免去领导职务，只负责单位对口联系村的脱贫工作。“我要知耻而后勇，重新赢得组织认可。”从村里刚刚回来的王勇诚挚地说。
随着《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的落地，像王勇这样因履职不力“下课”的领导干部屡见不鲜。统计数据显示，自去年7月《规定》施行以来，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共调整县处级以上干部10472人，其中，中管干部59人，厅局级935人，县处级9478人；因不适宜担任现职调整2563人，问责调整617人，健康原因调整3415人，达到最高任职年限调整930人，违纪违法调整2947人。
相关专家表示，营造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关键是选人用人。新规运行一年多来，不仅补齐了制度短板，推动一批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退出领导岗位，使一批优秀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增强了干部队伍活力，更优化了从政环境，成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
“摘帽子、撤位子成常态”
今年8月，一则新闻登上各大门户网站：因在处置仙桃市重大群体性事件中领导不力、工作失职，湖北省委决定，免去仙桃市委书记冯云乔（副厅级）职务，中止其提拔任用程序。
一年多来，类似的新闻频频出现。王勇对此感受深刻：“去年我被免职时，内心五味杂陈，恨不得立刻找个地洞钻下去。现在，领导干部‘下’的新闻屡见不鲜，摘帽子、撤位子成常态了，自己认识也逐渐端正了。”
长期以来，干部“能上不能下”是个“老大难”。领导干部一旦升迁到某一级别，除非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此后只会平调或者升迁。“这不仅严重影响干部队伍的活力，而且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不健康的生态环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拓表示。
着眼于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出台了《规定》，重点解决干部能下问题。《规定》印发后，各地迅速贯彻落实，陆续出台了能上能下实施细则。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党委书记直接抓，成为一大特点。天津、吉林、江苏等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专门主持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实施细则的制定。“主要负责同志重视，是制度能落地的关键。”在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邓涛看来，能上能下的最大难点不是标准、程序，而是政治责任担当。
能上能下涉及的主要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地坚持从省管干部抓起，发挥了较好的示范效应和压力传导。截至今年7月，四川调整“下”的干部中，厅级达29人，处级达782人。青海调整“下”的厅级干部18人，处级166人。
集中换届、专项整治等也成为推动干部“下”的重要契机。福建在已开展的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中，有267人因各种情形被调整出乡镇领导班子，其中党政正职52名。上海结合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行为，对23名市管干部进行了调整。
干部“能下”实现了硬碰硬，一些基层干部感受深刻：“‘制度之锤’打破官位‘铁交椅’，干不好，后果很严重，能上能下倒逼干部珍惜岗位创业绩。”
“‘太平官’不再太平”
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和转型阵痛的背景下，解决为官不为、庸政懒政，成为提振经济的重要积极因子。
然而，在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孙大军看来，相较违法、违纪、重大事故问责等情形的“必须下”，以及到龄退休、任期届满的“自然下”，那些没有大过、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干部的“应该下”，是一个难点。
事实确实如此。“过去想调整庸政懒政者，没有细化的标准，存在弹性空间，执行者没底气，‘下’者不服气，导致干部‘下’只打雷不下雨。”四川达州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罗显泽说。
针对这一问题，《规定》重点向庸政、懒政、怠政宣战，专门对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问题作出规范。各地也纷纷细化标准，力促“太平官”下之有据、下之有序、下之有路。
“新规既是对无过便是有功的‘为官哲学’的当头棒喝，也是对想要干事创业干部的一种激励。”西宁市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处长冷文勇表示。
实践证明，干部能下成为惩治“为官不为”的一剂“特效药”。今年4月11日，在湖北省履职尽责管理推进大会上，28名履职不力的厅官被调整。对于调整原因，会议通报直戳痛点。例如，5名领导班子成员被免职，理由为“组织观念淡薄，精神状态不佳，工作激情明显减退”。
记者来到湖北时，虽然时间过去了好几个月，当地不少干部表示，那次大会的冲击波“还在心里延续”。“‘太平官’不再太平，干不出样子，就得腾位子，敲得干部不敢懈怠、不敢不为。”一名被调整岗位的厅级干部表示。
李拓表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咬紧牙关、凝神聚力。让工作攒不上劲、发不了力的干部“下”，淘沙留金，吐故纳新，将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流水常新’干部队伍才更健康”
39次入村，协助帮扶村制定了发展规划，开展种植、养殖技术培训，发展专业合作社……被免职后，王勇全力投入帮扶工作，一年来，干得有声有色。“自己丢的脸，一定要捡回来。”王勇说。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记者走访发现，“能下”填补了干部管理中负面激励机制的缺位，撬动了干部队伍整体的心态演变。
一位在浙江政府机关工作20多年的干部向记者表示，现在感到很有压力：“以前总以为熬时间就能等着提拔，如今，必须在岗一分钟，干好60秒，只有埋下头真正干事创业才能获重用！”
贵州黔东南州的年轻乡镇干部刘洋则向记者表达了欣喜之情。“原来‘下’的渠道少，本应上下畅通的双向道变成日益堵塞的单行道，损害公平，打击士气。现在，代谢正常了，大家看到了希望，工作起来更有干劲！”
鲜明的用人导向下，干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是很多组织部门负责人的共同感受。贵州安顺市平坝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孙燕经常去各乡镇部门检查工作，她告诉记者，现在无论到哪个单位都有告知牌和记录，不会出现找不到人办事的情况。
精神面貌好，思路方法就多，发展态势就好。浙江浦江县2013年时共有2.2万家水晶厂，污染严重，到处是“牛奶河”。这两年，全县硬是关停取缔了2万多家小作坊，将剩下的1200多家集中到产业园，荣膺浙江省“五水共治”先进县。“为什么以前的环境一塌糊涂，现在却能干好了？关键是干部有了压力，肩膀能扛事了！”浦江县郑家坞镇杨家村村民杨海潮说。
泸州市江阳区方山镇方山村委会主任肖官伟告诉记者，他接触过的一位乡镇正科级干部因为不讲规矩被调整为副科级职务。“这让我非常震撼。能上能下，一边拔‘坏树’，一边栽‘好树’，‘流水常新’干部队伍才更健康。”肖官伟由衷感慨。
相关党建专家表示，能上能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又一次制度创新，有助于净化干部队伍的源头活水，优化政治生态，激励各级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加速冲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