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毅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束毅和老伴在丹阳
他只读过几年私塾，却自学成才，成为精通几国语言的外交官。
他没有穿军装上战场，从事的却是惊心动魄的敌后隐蔽战线重要工作。
他心系家乡，少年离乡却心怀故土，投资办厂捐款献物为丹阳做过贡献。
他养生有道，九旬老龄还能自驾外出游泳，堪称奇迹。
2015年9月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首都北京举行了举世瞩目的“九三阅兵”。在阅兵观礼台上，有一位从丹阳走出去的耄耋老兵，他虽然没有穿上军装上过战场，却同样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过贡献，并在新中国建立和我国外交、外贸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今年春季，九旬高龄的束毅先生返乡探亲，本报记者闻讯前往采访，领略了束老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
少小离家，为生计沪上漂泊当学徒
束毅原名束锡顺，1926年农历2月15日出生于丹阳胡桥泉湾村（今属开发区门楼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他在村上读了四、五年私塾，后因私塾改良，束毅每天步行到离家较远的访仙桥附近的一家改良的小学读小学三年级。由于家庭困难，束毅上了不到一年便辍学回家务农。恰巧，束毅有个远房舅舅在上海从事刻图章行业，束毅的父亲就让他去上海学徒。
1943年，17岁的束毅来到了陌生的大上海，在上海山东路与四马路交界处的一家刻章店。这个小小的店面是租了一个搞印刷的宁波籍老板的，三个干不同行当的老板合租店面，除了他所在的常州籍顾姓老板经营刻章外，店内还有一丹阳同乡从事石印印刷。
刻章店规模很小，只有老板、刻章师父和束毅三个人，一些生活琐事全都压在了束毅这个学徒的身上。“做学徒期间没有工资，就是管饭，一个月内老板给点零花钱可以洗一次澡、理一次发。”束毅告诉记者，学徒期间的工作就是每天一早起床生煤炉、烧水、煮粥，还得去买菜做饭，说白了就是打杂，包下一日三餐的厨房活，睡觉打地铺，只有把活儿全部干完后，有时间才能拿起刻刀学习刻字。
在日复一日的打杂过程中，束毅越发感到在上海做学徒的日子有些难熬，束毅告诉记者，他并不甘于做学徒，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个梦想———参加革命。
一波三折，为革命终进部队圆梦想
束毅坦言，参加革命绝非心血来潮。1938年，当他还在丹阳老家时，耳闻目睹了陈毅领导的新四军在新丰火车站打鬼子的战斗故事，觉得大快人心。后来战斗结束后，有一部分新四军就驻扎在束毅老家村上休整，还动员老百姓参军打鬼子。因此，深受教育与启发的他当时就萌生了参军的想法，无奈当时年龄还小。“经历了战争后觉得当兵还是有出息的，同时还能学点文化。”因为怀揣着这样一个当兵与读书的梦想，在上海做学徒的日子里，只要一有空，束毅都会偷偷看书、读报与练字，有时候还攒点钱买书报看。当他听说家乡还办了一所苏南公学时，他还知道八路军在延安有抗日大学，好生羡慕。两年学徒生涯里，束毅心中就惦记着两件事：参加革命、读书学习。
与束毅同在店铺内搞石印印刷的同乡叫岳斌松，每次我的老板不在店里，我都会跑去帮他干活，他有什么好吃的也总是惦记着给我一点。可能是出于同乡情谊，我俩在生活上也一直互相照顾。”束毅告诉记者，岳斌松有个表姐，认识一个名叫刘若明的地下党，是我党领导的山东胶东军区驻苏北地区办事处（设在江苏东台）负责人，经常会来上海采购药品与通讯设备,落脚在浦东的地下组织,通过木帆船来往苏北与上海两地。1945年的一天，知道束毅向往参加革命后，岳斌松和表姐便带着束毅跟刘若明见面说明了情况，刘若明当即给苏北办事处写了一封推荐信，批准束毅参加了革命的队伍。
得知对方同意自己参军后，束毅顾不得兴奋，立马收拾好行李，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离开。束毅回忆道，为了参加革命他曾经出逃，但是不幸又被老板和堂房舅舅发现后扣留，一番辗转后终于出逃，几经波折回到了家乡。迫于学徒未满的家庭压力，他只能暂住丹阳西门外培棠村岳斌松老家。1945年3月，当得知岳斌松的一个邻居从部队回来结婚，要归队时，束毅才有机会跟随来到扬州行政公署，受到了专员的接见。
束毅随地下交通员连夜赶路，通过层层封锁的敌占区，终于来到了东台交通站，见到了刘若明，表达了自己想要进部队学习的意愿，刘若明让他先留下来锻炼。
在一切手续办理完毕后，束毅开始在部队工作，开启了哪里需要跑哪里的工作模式。做了一段时间后，刘若明看束毅做事勤劳认真，又有一定的文化，便安排他做见习会计。大半年后，他又随着东台办事处的小分队来到了雨花镇。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在1945年的下半年被派回上海。
辗转香港，为祖国四处奔波筹资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台办事处迁移到雨花镇，束毅仍然当会计。当年年底，束毅应组织派遣，坐船前往上海。
束毅到上海后，受党的委派，到上海十六铺和丰行当会计。和丰行的经理姓戚，山东人，原是胶东军区的科长。这是一家我党的地下联络点，表面上是经营花生和山东土特产的商铺，其实是我军的重要经济来源和情报处。货物卖出去后，换回的美金、法币等，用来购买药品、印钞纸和发报机、电话等通讯设备，再秘密运回解放区。与此同时，我党在这一带还设有一家民声书店，这是我党领导下的进步书店，第一部鲁迅全集就是在这里编印的，胶东军区一位科长的妻子和许姓会计负责书店经营，当时国民党特务经常来店里查看，让人心里绷着一根弦。
运输是一项很危险的事情，一旦被查出运输战备物资去解放区，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候，另一位丹阳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此人姓吴，原是裁缝，由于一手好手艺得到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小老婆的赏识，后来成为黄金荣手下。和丰行的一些重要战备物资，就是通过此人，设法混入货物中，再运往解放区。
国统区工作，隐藏着许多风险，因而对革命者的意志是一大考验。1945年底，和丰行青岛分公司负责人思想发生动摇。此人是浙江人，知识分子出身，平时马列主义著作背得滚瓜烂熟，在解放区也有六七年的革命斗争经验了，但是面对国共两党实力的悬殊，对革命前途感到渺茫。加上再受人蛊惑，他对组织提出脱离革命队伍，条件是不出卖组织，但是要把公司的资产作为他这些年革命工作的“回报”，三天后与组织断绝来往。
对于这样的动摇分子，党组织怎么能够放心？于是，党组织决定让束毅接任。
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当时我军的军事实力明显不如国民党军，大练兵、保卫解放区的呼声很高。青岛处在白色恐怖中，到处反共、抓人，而且革命队伍中也出了叛徒。在这种情况下，青岛是难以待下去了，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束毅派到香港，仍从事他熟悉的贸易工作。
从上海海路坐船辗转到香港后，束毅被安排到我党在香港创办的远通运输公司，公司总经理是先期到达香港的老上级刘若明。公司规模不小，仅会计就有6个人，束毅担任会计主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远通运输公司的运输任务越来越重。后来，束毅就离开会计岗位到了一线，改任公司运输部经理。
在国共内战时期，束毅虽然没有穿上军服上战场，但是他在香港从事的运输工作，极大地支援了前线。从解放区运送来的黄金和其他物资，经过这里运往国外销售，再换成现金和解放区需要的战备物资，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全国解放初期,原国民党招商局被我方接管,束毅所在的远通公司接管了更多的仓库和码头,成为香港最大的运输公司。
解放伊始，束毅按党的指示，协助内地办了许多重要的事情。当时刚刚解放的上海缺少棉花原料，但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有5万吨的棉花，如何运输呢？当时的情况是上海和香港之间原来有火车，但是解放后港英当局暂停了铁路运输。
束毅急了，他要尽快恢复火车通行，就必须去跟英国人掌控的海关谈。白天谈判时，尚能带英语翻译，但有一次时间实在紧迫，束毅晚上去找英国海关官员谈。他独自走进英国人的官邸，首次乘坐载人电梯，终于见到了这位英国人。束毅本来只读过三年私塾，到了香港后又不懂广东话，本来语言上是寸步难行，但他刻苦好学，上夜校补习，不但掌握了广东话，也学会了英语，并在英语测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所以，尽管没有翻译，但是束毅还是与英国官员进行了交流沟通。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他终于促使香港通往上海的铁路运输顺利恢复，为大陆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祖国一周岁生日，身在香港，束毅非常高兴，他清楚地记得这天他在海边喝啤酒，为祖国庆生。
三次出国，为外交活跃世界大舞台
1952年7月，束毅受委派重返国内，在中央贸易部（后分为外贸部和商业部）工作，成为部里的一位业务干部。当年11月他就和刘若明等一起被派往波兰大使馆，刘是商务参赞，束毅仍从事运输工作。他住在波兰首都华沙的海边。那时候，物资紧缺，机器设备需要的钢材等原材料，都通过束毅的组织运回国内。
两年后，束毅被派往罗马尼亚大使馆，职务是商务随员，仍从事商务和运输，那时还没有大庆油田，国内石油紧缺，我国从罗马尼亚每年进口300万吨石油。在罗马尼亚，束毅干了整整7年半，直到1961年才回到外贸部当副处长。在罗马尼亚大使馆工作期间，束毅与妻子孙凤至（山东蓬莱人，1945年参加革命）结婚，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1964年下半年，束毅又被组织上派往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负责督促货物运输，半年后回到国内。
1969年底至1970年，束毅被派往外贸部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锻炼，1971年又调回公司任副处长。当时，我国与美国、日本等欧美国家关系恢复正常化，需要大量的外交人员，束毅被派往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了解外贸情况并选调外贸干部。
再度南下，为商贸和澳门结下不解缘
1976年，“文革”进入最后一年，束毅的工作生涯中再次有了一次南下的机会。从此他结下了澳门情，成为一位“澳门通”。
1976年9月，束毅受组织委派，赴澳门担任南光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负责商务工作。
1986年，应澳门原南光公司总经理柯平的邀请，束毅再次在澳门担任汇隆公司总经理。当年，束毅在国资委（前身是外贸部）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光荣离休，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但他离而不休，一直在总经理的岗位上干满了两年才回家颐养天年。
由于束毅在外贸工作上的成就，1988年，束毅应珠海市原市委书记梁广大邀请，征得时任外贸部部长郑拓彬的同意，担任珠海市政府对外经济贸易顾问。
期间，因工作的需要，南光公司总经理柯平给束毅办理了澳门籍居住证，从此，束毅成了一名正式的澳门居民。
这些年来，束毅的生活一直是在北京和澳门之间度过的，每年在澳门的居住时间占了近一半。在澳门，束毅还和当地显赫的何、马、崔三大家族结下深厚友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万祺、澳门特别行政区原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何贤、现任行政长官崔世安的父亲崔德淇等都是他的好朋友。
岁月的洗礼造就了束毅强健的体魄，束毅兴趣广泛，一直爱好户外运动、游泳、跳舞。他60多岁时学会了开车，晚年在澳门时，他基本是早上一大早就开车外出，来到二十多公里外的海滩，在海水里游泳健身后，再驾车返回家中吃早饭。这种良好的生活规律使他一直身体健壮，在澳门，他开车外出游泳的习惯保持到去年年初。
情系故土，为家乡发光发热谱写新篇章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当年离开家乡时还是不谙世事的少年，如今已是九旬高龄的耄耋老人，对于丹阳这片热土，束毅爱得很深。解放后，他曾多次回丹阳探亲访友，重温与亲友团聚的喜悦。
束毅很关心家乡发展，特别是关心贫困山区经济发展。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罗马尼亚大使馆工作期间，就和夫人孙凤至一起向家乡捐款1500元（他当时两年多的工资）用于家乡山区经济建设。当时的丹阳县人民委员会特意发函向他们表示感谢，并通报了县委，为了发展山区经济，特意组建了建山乡人民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规划等。
为了支援家乡经济建设，束毅甚至身体力行，直接投资兴业。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丹阳前艾投资十万美元创办了一家玻纤厂，支援地方经济。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身在异乡的束毅也相当关心丹阳经济建设发展，并通过自己在外贸和纺织进出口方面的丰富经验和人脉资源，为家乡丹阳做过许多贡献。因此，丹阳老一代市领导，对束毅都很熟悉，有的至今还跟他保持友好往来。束毅表示，丹阳是生养他的地方，他非常关注丹阳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进步，无论身在何方，作为丹阳人，他永远依恋这块故土。
（殷显春 束丽娜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