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冬，我被分到县医院外科病房当实习医生。护士长带着我熟悉病房环境时，从储藏间门后闪出一位年近花甲，风度儒雅，身穿一件破旧白大褂之人。
他刚卸完一推车被褥，双目有神，深藏的眸子冲我微微一笑，我不禁脱口叫一声：“您好，医生！”他示意我不要这样称呼，叫他老初。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被打倒”的初院长。他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杂物间，隔壁就是厕所，一股难闻的气味不时飘过来。他手里经常拿着一把长柄扫帚，每天到病房扫两次地。此外，倒痰盂、冲开水、打饭、换被褥，甚至将死人抬往太平间等等一切杂活他全包了。外科病房有200米长，几十间病房的勤杂工作量可想而知，简直可以说，他是医院里最忙碌的人了。年轻护士们，不但对他直呼其名，而且还可随意对他喝令差遣。他终日不言不语，像一头老黄牛一样温驯，每每听到呵斥和差遣，便习惯性地大声答应道：“哎，来了！”像他这种“有问题”的人，平时是不能与他有所接触的。我偷偷观察他，他微微驼背，走路急促，毫无花甲老人那种蹒跚、迟钝的样子，甚至让人觉得他身上潜藏着一股年轻人的活力。我不由得暗暗钦佩他的涵养，并油然生出恻隐之心。更确切地说，是他身上那种面对苦难时的坚持、乐观和勇气感动了我。
一天，老初推着轱辘吱呀的一车被褥去洗衣房，被褥中夹着的一本书掉在了地上，他也没发觉。我走在身后，捡起书一看，是一本《内科急症手册》。我追上去把书还给了他，他以极快的速度把书往被褥里一藏，显然不想让别人看见，但也向我点点头表示谢意。莫非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还在努力学习业务知识？我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偶然的一次“书缘”，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彼此心照不宣。病房人的一个肠瘘病人，每天都要注射一种特殊药物，苯丙酸诺龙，我从书里也没找到该药的药理介绍。在走廊上和同学说起这事，扫地的老初听到了，他告诉我，查阅上海版《实用药物手册》第426页同化激素条目，便有解答。这种较隐蔽的药物，他竟然能清楚告知在某页某行可以找到。我不得不佩服他业务知识的渊博和刻苦学习的精神，不禁对他生出几分敬意。
受极左思潮影响，医院里贴出“打破医护等级观念”的标语口号，规定实习医生必须先当护士。一天中午，外科病房是我独立值护士班，一个待术的胆囊炎女病人突发心肌梗塞。值班医生还在手术台上，我飞奔到二楼内科病房请求紧急会诊。谁知内科刚来了一个喝农药的农妇正在抢救，值班医生忙得一塌糊涂。我赶紧跑回病房，立即给患者做起胸外心脏按压。这时，刚卖完午饭的老初见我手忙脚乱，他看看四周无人注意，快步上前接替我继续按压心脏，吩咐我快去配升压药和呼吸兴奋剂，快速建立起静脉通道，再给病人吸氧。我紧张又迅速地执行着他的口头医嘱，莫名觉得有他在身边，踏实多了……过了一会儿，会诊医生赶来，望着汗流满面的我说：“刚分来的实习生，表现不错。”我笑了笑，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老初已悄然离去。此时，病人家属赶来了，见病人已经好转，再三向我表示感谢。可我心里想说的是，应该感谢的人是老初。
熬过漫长的严冬，春天姗姗来迟。1976年春，上级部门宣布给老初平反，并恢复了他院长的职务，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但是，初院长依旧着一身旧中山装，解放鞋，没有一点当院长的架子，每天查房、会诊、开会，忙碌不停。看到那些纷至沓来指名找他看病的县委干部和公社书记们，我不免为他感到忿忿不平……可他却一点也不感到委屈，反而心存感激，整天忙里忙外，精神十足。医院后勤部门那些普通职工找他看病，也是有求必应，饭厅、浴室、锅炉房、传达室，到外都曾留下他给人看病的印迹。
有一次在传达室见他给一位公社书记的妻子看病，病人的症状很怪，胃难受，口无味，脸发凉，喷嚏打不出，多次求医未果。他拿一火柴棒戳戳病人的脸颊皮肤，检查三叉神经的痛觉，又以棉絮轻触眼球，观察动眼神经反应，再用两手指夹住病人的中指反复弹试，测其中枢反射机制。他怀疑病人可能患有脑肿瘤，后转院到镇江检查，果然是一例很少见的颅咽神经鞘瘤。
“出血热”盛行丹阳时期，初院长频繁赶赴公社医院会诊。
那天晚上，见我在传达室与人闲聊，他硬拉我作伴，随他同乘卫生局的吉普车去行宫医院会诊。
会诊快结束时，拖拉机送来一个在家生孩子后出血不止的产妇。
初院长一看，那是个宫外孕大出血患者，生命垂危。他急令吉普车送病人去县医院，我俩则准备借自行车返回。当地院长让拖拉机送我们回城，拖拉机上寒风刺骨，行至全州附近，拖拉机突发故障。待年过花甲的初院长和我冒着冬夜的寒风步行近20里回到丹阳时，已是凌晨两点。
初院长患喉食管癌去世之际，我在外地，未能见他最后一面，实为憾事。医院给他开了追悼会，推倒了文革中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辞，赞誉他是一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好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