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国已全面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只要到了入学年龄，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是穷是富，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可以进入学校读书。这既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从小学一年级一直读到初中毕业。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现在的青少年，至少都有初中毕业的学历。然而，在旧社会，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农村的青少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能够有幸跨进学校大门，读上两三年、三四年书，就算烧高香了。那时候，一个小学毕业生，就能在社会上谋职业、图腾飞了。有的，可以当上店里的掌柜、账房，甚至朝奉；有的，可以当上生产队会计，甚至大队会计、公社会计；有的，可以当上小学教师，甚至学校领导。总之，在那个愚昧落后的年代，只要肚子里有一点墨水，就算是半个小知识分子了。
我读书的时候，中国已经解放5年了，学校比解放前要多了一些。但是，毕竟还在建国初期，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几乎是一张白纸，教育还处在起步阶段。
那时候的孩子读书，根本不像现在这样普遍，不要说幼儿教育了，就连小学教育也很少。我和我的四个弟弟，就都没有上过幼儿园。不过，我们算是幸运的，占了地理优势，生长和生活在一个古镇上，出门就是十字街口，拐过一条街，翻过一座古老的石拱桥，就是一所古老的小学。当我读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才知道，除了我所在的镇上的中心小学外，镇子附近几里路之外，也零零星星地散落着一些规模很小的小学。
那时候，小学像中学一样，分为初小和高小。初小一到四年级，高小五到六年级，初小读完要举行一次毕业升学考试，通过的才能上高小，通不过的，拿张初小毕业证书回去，读书生涯就结束了。我是1958年6月份初小毕业考高小的，就是那一场考试，让我由“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我在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时候，连小组长都没有当过，初小毕业的那场考试，我的作文成绩得了满分，语文、算术两门课的总成绩名列全公社第一名。暑假中，我在街上碰到我三、四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王仪凤，她笑容可掬地表扬了我一番，并且鼓励我要戒骄戒躁，继续努力。也巧，五、六年级接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就是王仪凤老师的丈夫眭景明老师。新学年一开学，眭老师就让我担任了五年级（二）班的班主席，不久，又让我担任了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再不久，我又被公社辅导区选举为辅导区少先队大队长，我的名气越来越大了。
每逢学校集会，我都会代表学生在会上发言，而且，发言稿还由自己撰写。由此，我的学习兴趣越来越浓厚了，小学毕业时以5%的考试比率考取了省中，然而我的其他大部分同学伙伴小学毕业后就走向社会，算是失学了。我们那一届100多个小学毕业生，后来能上高中的就只有4个人。
所以说，旧时的农村中、小学教育，就是精英教育、宝塔形的教育。本来，适龄儿童读书的就不多，况且，在那特殊的年代，也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些大龄的同学没有读到小学毕业，中途就被学校勒令退学了。他们中，也不乏一些十分酷爱学习，并且学得很出色的同学。没有办法，这是当年的一项政策，美其名曰“帮助国家分担困难”。
教育的春天来临之前，广大的农村小学，还存在着不少单班独校。上世纪70年代末，有一位我函授时的辅导老师，跟我谈起他当小学教师的妻子时诙谐地说：我的那位内人可不简单啊，她手眼通天，大权独揽，在一所小学里身兼数职，既是校长，又是班主任，还是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少先队辅导员、全科教师，而且还兼任学校工友，刻钢板、搞油印、吹哨子、烧饭，事必躬亲。”他妻子就是一位单班独校的小学老师。那样的小学，教学是复式班教学，一个班至少有两个年级，甚至更多。上课时，一个年级的学生听老师讲课，其他年级的学生就看书、做作业，下一节课再进行轮换。说来也奇怪，从这种学校里出来的学生，考试成绩一般都很好。还有一种，也是那个年代的特产，叫做“耕读教育”，就是耕读老师背着小黑板，夹着教科书走村串户，像挑货郎担子似的，一个村一个村地跑着教学生。
再说说农村的中学教育。农村的中学教育，比农村的小学教育来得更晚，绝大部分农村中学，都创办于上世纪50年代末。与城里的中学比，那当然是相形见绌、无法可比的了。创办初期，没有电灯，没有操场，没有实验室，没有足够的专业教师，尤其是政史地、理化生、音体美老师，多数都是半路出家、滥竽充数的，田埂上跑步、黑板上做实验、拉二胡上音乐课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农村人不怕吃苦，凭着一股勤学苦练的霸蛮精神，倒也出过一些出人意料的成绩和出类拔萃的人才。
然而，在那个政治白热化的疯狂年代，农村中、小学教育也曾经有过一段匪夷所思的发展和违反规律的跃进。上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农村就普及过初中教育，乃至高中教育。那时候，反正也没什么考试，大学招生实行的是基层推荐选拔的形式，教学质量无所谓高低。所以，初中办学普遍开花，像1958年大炼钢铁似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一个公社一下子办起了四五所，甚至七八所初中。不久，这些初中也都“官升一级”，戴上了高中帽子。这样一来，昨天还是勉勉强强的小学老师，今天，就突然登上初中，甚至高中老师的宝座了。
那时候的中学，普遍执行“五七指示”，要学工、学农、学军，办校办工厂，办校办农场，到外地拉练，一年还要放两个忙假，真正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有限。在那种氛围中，许多教室里还养起了兔子，甚至是鸡、鸭、鹅、猪或羊。不要说先进的教育设施和设备了，教室里连课桌都不全，更不要说合格的能够胜任初中教学、高中教学的教师了。那时候，信奉“穷则思变”的穷棒子精神，竟然发明了草泥课桌，有的教室里就成了稻草和烂泥的世界。在那个知识廉价的特殊时期，教师也可以大批量生产。
政治风云变幻，文化大革命突然来袭，黑云压城，浊浪翻滚，大学停止招生了。我只好打起背包，回到了我父亲的衣胞之地。1969年6月23日，我在打麦场上接到了大队通知，我被贫下中农推荐到大队小学当教师了。从此，我走上了由民办教师到公办代课教师再到公办教师的小学、中学教育之路，我也一步步地从普通教师、英语教研组长、语文教研组长，一直当到了中学教导主任、中学副校长。
在我一年的小学教师、38年的中学教师生涯中，我的28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农村中、小学教育的艰难、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艰辛和广大农村中、小学学生的艰苦。我知道，现在的农村中、小学教育，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无论是教育体制、教育机制、教育规模，还是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方法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农村中、小学教育的昨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农村中、小学的明天、前程一片锦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