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出生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际，去世在1939年中日酣战期间，真可谓“生于忧患，死于忧患”。晚年时，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紧扣在一起，救国事迹不胜枚举。
上海“一·二八”战事爆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马相伯对儿媳马邱仁说：国家兴亡，不单不是匹夫有责，你们妇女也有责任。”在他的发动下，由马邱仁发起，马家的亲属捐款筹款，购办医疗器械药品，发动一批妇女，在震旦大学大礼堂，办了伤兵医院。才17岁的闺秀马玉章做了病房护士，参加救护伤员。给伤员包扎喂水，端尿盆，日夜劳累，使多名战士伤愈归队。为此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派参谋长张仲昌来向马邱仁道谢，马玉章和六位护士获得了红十字会颁发的“红十字奖”。
“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坚决主张“对内团结，对外抗战”，不断向国民政府呼吁“立息内争，共御外侮”，发表《为日祸敬告国人书》、泣告青年书》、《国难人民自救建议》、《实施民治促进宪政以纾国难案》等，组织了中国国难救济会和不忍人会，担任丹阳旅沪同乡会会长，领导乡亲们做了许多支援抗日将士的工作。
营救“七君子”就是马相伯展露爱国情怀的一次义举。
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7人，于1937年4月3日对沈等提出起诉，并于6月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理。沈钧儒等人坚持抗日救国立场，在狱中和法庭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事件开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就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马相伯亲自致信蒋介石，营救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出狱。七人获释后，特意前往看望马相伯，鞠躬致谢，合影留念。
马相伯更不顾自身衰颓，多次在民众中和广播电台发表演说，号召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被誉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和“爱国老人”。1937年3月，马相伯任国民政府委员，一时间成为中国抗战的精神领袖。
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马相伯非常不满：委员长做了许多年，失地也失得不少了，难道委他的人民不应该有所表示么？”由于马相伯多次写文章，发表演说，指责政府，蒋介石就对于右任说:你的老师闹得太凶了，你去劝劝吧，请他收敛一点。”西安事变发生后，于右任急忙向马相伯报告，马相伯说：只要这小子肯抗日，就放了他。”并亲笔拟了给张学良的电稿: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请释中正，一致抗日。”马相伯看到震旦学生朱叔和，曾问他:这小子打仗(抗日)了没有？”朱叔和开始不明白“这小子”是谁，后来才弄清楚是指蒋介石。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冯玉祥、李宗仁劝马相伯移居桂林风洞山。次年，马相伯应于右任请，入滇、蜀，道经越南谅山，因病留居。
1939年，适逢他的百岁寿辰。全国各地和有关团体都举行遥祝百龄典礼。国民政府对其颁发褒奖令，中共中央特致贺电：兹值先生百龄大庆，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谨率全体党员遥祝并致贺忱。马相伯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为：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他以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劳苦为念，把各方赠与的寿仪移作犒慰伤兵之用。
马相伯在病重时，忧国忧时之情更深。他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10月20日，他得知湘北大捷，兴奋异常，夜不能寝，但病势加剧。1939年11月4日，百岁老人马相伯在越南谅山溘然长逝。
噩耗传出，举国哀悼。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联名发唁电：惊悉相伯先生于本月四日，遽归道山，老人星黯，薄海同悲。遗憾尚多，倭寇未殄。后死有责，誓复同仇，在天之灵，庶几稍慰。特电驰唁，敬乞节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