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14日，丹阳城镇（现云阳街道）485名热血青年分别乘坐火车、汽车、轮船奔赴各自分配到的农村新家，去接受艰难困苦的洗礼，用不悔的青春，去实践那个时代为之疯狂的传说（“与贫下中农一起在广阔天地里改天换地”），同时也开启了丹阳长达十多年的上山下乡插队运动。
丹阳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1964年“五四”青年节开始的。当天由团县委组织的庆祝青年节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是城区高、初中学生。会上，首先由《中国青年报》记者作了采访盐城回乡高中毕业生董加耕回乡“脚踏污泥、放眼世界”参加农业生产的报告，而后，团县委书记作了发言，他要求全县高、初中毕生要向董加耕学习，到农村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会后，各学校也对应届毕业生作了动员，7、8月高中、大学分别发榜后各居委也召集了落榜生进行动员，当时我归四牌楼居委会管，参加动员会时，最听得进耳的是居委干部的话：你们下乡最多苦上二、三年便可以回城分配工作了。”
报名是在各居委会进行的，报名的同时要求每个人要写决心书，事后这些决心书都公开展示在当时县工人俱乐部临街的橱窗里。8月中旬，团县委、民政局又共同组织报名青年和社会青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主要是听接受方的领导在会上介绍各地的情况，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胡桥人民公社的吴殷同志在大会高声讲道：胡桥是丘陵山区，有的是香喷喷的栗子山芋。”这对刚刚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我们来说极具诱惑力。同时其他公社的领导也分别介绍了各地的情况，其中一位领导还念了一条反映农村夫妻写照的顺口溜：三分自留地、二只老母鸡、一对好夫妻。”会后我的心情大好，原来我们一家七口，蜗居在一间平房内，现在好了，可以到自由自在的农村，去种我的“三分自留地”了。会后没几天，街道主任又通知我们在居委会集中与接受公社的领导见面，不想又见到了吴殷同志，原来四牌楼居委会的下乡青年被分在胡桥人民公社。
插队下乡的通知书由民政局下发。分组是在居委会进行的，其原则是同学、近邻自由组合，居委会再作适当调整。我与韦昌洪先生是同学，要求在一起，后来又调整了王荣鼎先生，我们三人便结成了组。
9月13日晚，全体插队下乡人员到当时的丹阳饭店聚餐，十人一桌，凭票入席，那是我平生第一遭进饭店吃席，很开心。
9月14号来临了，上午起，大街小巷就鞭炮、锣鼓声不断，满大街彩旗飘扬，火车站、汽车站、人民大桥下的轮船码头、南门轮船码头挤满了欢送的人群。这次下乡人员虽不足500人，却牵动着千家万户，毕竟这是丹阳第一次如此规模的下乡插队运动，而对象大多又是刚出校门的学生。
当天下午3时许，我与去胡桥的50多名男女青年一起在当时的中山路电业路口的汽车站上了汽车，行李有专人负责，当汽车开出车站不久，坐在我前排的一位比我大的女生就哭了，跟着一些女同志也哭开了，当时我还不满17岁，根本想不到日后的艰难，所以倒也无所谓。
车过泰山水库不多时，就到当时的胡桥人民公社的所在地了。车是在后来的胡桥农具厂门口停下的，下车一看，到处是黄色的荒土，没有一间房，只有一丛丛茅草在微风中摇曳，这就是当年的胡桥。停车地距公社办公地不远，我们是在公社办公室前的小广场集中的，广场上倒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挤满了接我们回村的农民兄弟。当时的公社办公室，只有一排十间左右的小平房，没有通电。广场北边边上堆着小山一样的行李、生活和生产用具。稍作休息后就开始分队，因为来之前就已分好组，与对口的生产队接上就行了。大约是按先远后近的原则，一个小组被点到名后，就有当地的村民帮着我们去领生活生产用具，主要有：竹床、蚊帐、锄头、钉耙、镰刀、连架（打麦子用的工具）、笠帽、蓑衣等是按人头分的，水桶、尿桶、澡盆、竹橱（可以当饭桌用）是按组分的，与行李一起装上独轮车，就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回村了。我们组被分到胡桥大队马介生产队，离公社最近，等我们走时办公室里已掌灯了。
我们的住房是夹在村民中间的两间平房，也就二十多平米，只有朝南有门、窗，离前排房子的排水槽不足一米。村民们帮我们架好床、挂好蚊帐，生产队长马志福就安排妇女委员给我们下面条，我们的知青生涯就算开始了。
我们第一批到胡桥的插队知青共54人，分别安排在祁钦大队祁钦村、六都大队押墓里村、张家庵大队的张家庵村、麻场大队大雁山村、彭塘大队小戴村、胡桥大队马介村和公社苗圃，最多的祁钦小组有20人，最少的3人。
下乡后的前十个月，政府发给每人每月伙食费7元及30斤粮食计划，到当时的在胡桥大队马介村的粮管所购买，后来就要靠挣工分养活自己了。虽然我们单身一人，但因当地生产条件恶劣（丘陵山区），生产技术落后，稻、麦品种差，挣工分也不一定能养活自己。1965年，祁钦大队知青小组长周1米8的个头，一年挣了300多工分（那时基本每天只能挣一个工分，我个子小，算乙级劳力，每天还挣不到一个工），但工分值只有人民币七分钱，辛辛苦苦忙死忙活了一年，只挣到人民币二十来元，你说这日子怎么过（那年我还好，马介村在泰山水库边，每个工分值近人民币三角，是周的四倍，勉强能度日）。但不管怎么说，我在生产队劳动时，从来没有领到过余支款，但也没有断过顿，要拜丘陵山区的山芋所赐。
知青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首先得过生活关。在城里，不管家境贫富，生活有家长料理，而下乡后什么都得靠自己，茶米油盐、缝补洗涮都得自己干。原先在家烧饭用煤炉，现在是大灶，刚开始，因为不会，经常把饭烧糊。吃水要到水塘去挑，倒进水缸用明矾沉淀后用，但到雨天，塘水浑浊得很，没办法，也只能吃它。最困难的是很少有蔬菜吃。丘陵山区本不易种蔬菜，分给种菜的自留地又在冈上，我们既无菜种、又无技术，而村民们种的大多是生菜、青菜，其他品种很少，更不要说吃鱼、肉了。下乡这么多年，除了第一年春节在马介生产队，因泰山水库占用队里的土地，全村分到三条白鲢共计一百多斤，集中红烧各户分吃外，再也没有分到过鱼。特别是押墓里村，水塘都在湾田里，都是过水塘，一发水，上游山上的水下来漫田而过，很难养鱼。其次要过劳动关。刚开始，生产队安排我干些轻活，慢慢就得与村民一样干活了，耙田插秧、收割稻麦。最苦是夏收夏种，麦子收上后，堆放在场边，刚吃完饭，干活的哨声就响了，马上得扛上连架去打麦场。夏天烈日炎炎，既热又困，也只能举着连架一上一下打麦穗。最累的是上开河工地，虽然河工每天有一角钱和二斤半大米的补贴，但那活我还真干不来：每天天刚亮就得上工地，因为疏浚河道是在冬季的枯水期，早晨从地铺上爬起来，得咬紧牙关套上湿袜子。工地开始时从上到下还有一级级在河波上由河工自铲的台阶，几天后慢慢就变成一个个的脚窝了，就这样，每天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一步步地在河埂至河底往返着。在插队期间的十一年中，我分别参加过九曲河的访仙公社段、荆林公社段、后巷公社段、大运河的横塘段、县城护城河城南大队段的河道疏浚工程。1966年，我们三人从马介村并到六都大队押墓村。押墓村离公社所在地约有十里地，中间要翻过四道山冈，上公社缴公粮或买化肥，只有独轮车，每人一辆。上坡时大家可相互帮忙，可下坡时只能一人。我一车化肥只能装三百斤，下坡时要仰着身子，两手紧抓着车把，随着车的惯性向下“趟”去，稍有不慎就得翻车。我有一次就因翻车而摔断了一只车把，万幸人无大碍。再次还要适应社会。在那阴阳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押墓知青组八人中过半出身“黑五类”，在农村虽没遭大罪，但也逼着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有天下午，生产队长通知我们去大队参加民兵会议，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参加会议有工分。会议在大队部陈家村的祠堂里召开，会议还未开始，我们组几个人像其他人一样在闲聊，突然，大队民兵营长指着我们一声大喝：不是基干民兵的出去。”全场顿时肃静，我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会，村民兵排长徐敏华走到我们面前，说我组有几人不是基干民兵，问为什么，他说是成分不好，没资格参加基干民兵。还有在“文革”刚开始时，大多数知青感觉在农村无望了，听到其他公社的知青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向政府要求返回县城，胡桥的部分知青听到消息后也准备成立红卫兵，弄个红袖套套套。某日下午，我们相约在公社的小会议室集中，简单商议后也成立了“胡桥人民公社知识青年红卫兵”，宗旨是向上反映知青现状，要求回城。我们的集会，惊动了公社办公室所在地麻场大队的贫下中农的造反组织，会议刚结束，他们就来人通知晚上要与我们开辩论会。当时，还有些看不上他们，毫不犹豫地应了。那时，公社办公室已经通了电，晚上，大会议室灯火通明，对方有四五十人，有队旗，每人套着红袖套。我们刚成立，这些行头还未置办。辩论开始，对方首先就问我们：你们是来农村接受我们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在农村你们要造谁的反？”接着又追问我方主辩手的成分。他因不是工人、贫下中农出身，有些理不直气不壮，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对方倒不依不饶，马上就宣布取缔我们的组织，我们又不能拿砖头砸天，只能不了了之。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样,虽然剪了辫子,但还是没资格参加革命。所有这些,对我们的心灵造成沉重打击,从此以后,我们便夹起了尾巴,老老实实地在村上干活挣工分了。
那时候，我们的梦就是回城进工厂，生活有保障，但文革开始后，梦就基本破灭了。当然，也有人侥幸成功，下乡二、三年就调进了工厂，但多数“插兄插姐们”就不那么幸运了，特别是我等“黑五类”子弟，背着成分不好的黑锅，自知回城无望，心里没了希望，但好死不如赖活，我组有四人，在进城前找农民或知青结了婚，咬紧牙关，准备在农村了此一生。
我们组最早的乔来宝同志，下乡第二年就进了工厂（文革开始又回到生产队，而后又是第一个进了城），组长戴智善，原是从丹阳考到江苏省苏州市铁路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大约五年后当了老师，其他如裴重魁、戴金荣、张康杰三位老兄大约1989年后进了丹阳化肥厂。我在农村待了十一年，1975年底才回了城，我走后，孙见平老兄还在村子里。
这段艰苦的经历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近在昨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