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乡后，常往来于越渎河桥，一次巧遇两支龙舟赛的队伍从大运河口穿入越渎河，我好奇地驻足远眺，只见越渎河两岸绿树成林，河波整洁，河水流畅，联想昔日的越渎河感慨万千。儿时常听爷爷讲述河边村庄因患“鼓胀病”(即血吸虫病)而死的人不计其数，老百姓十分恐惧。旧时的越渎河杂草众生、垃圾遍布，河里常漂浮着被丢弃的牲畜，河水终年发黑臭气难闻，到处布满着殃及百姓生命的钉螺，在那血吸虫病猖獗的年代，越渎河近旁村民饱受危害惨不忍睹。史料记载，折柳的西寺庄原有“九井十三巷，二十四个花门墙”，居住着近百户人家，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因血吸虫病泛滥，最后只幸存5户。两岸流传着“西寺庄、西寺庄，有好村无好塘，有好女无好郎，男子不过二十八，十三个寡妇不成双”的民谣。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五十年代，卫生部就从防疫总队派出45名卫生技术员，来丹开展“送瘟神工作”。越渎河是血吸虫病重灾区之一，在县血防领导小组和血吸虫病防治站领导下，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发动，实地调查，丹阳地区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全面展开。五十年代后期，全县开始了大规模的查螺灭螺、查病治病，仅这项工作就投入了四万多个工作日，粪检查病六万多人，治病1600多人。1958年在土埋和药物相结合的方法指导下，又普查了19万人，查出病人15000多个，治疗病人14000多个，六十年代初开始，又及时贯彻全国第九次血防工作会议提出的“全面规划、点面结合，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灭一块、巩固一块”的方针，全县灭螺面积不留空白，并加强了粪便和用水管理。“重点地区划片集中，晚期病人设专院救治”。越渎河边潘家村的潘国忠老人说，他第一次在越渎河西岸沈士里村进行了封闭治疗，第二次在河西的庙头村进行巩固性治疗，两次治疗有100多人次全部免费，他深有感触地说：“我的命是共产党给的，是毛主席给的，我永世难忘。”
到七十年代初，全县又对28万人作了皮试、粪检，治疗病人14800多个。从1974年起，每年春、秋季对血吸虫病流行的公社组织为期一个月的“血防大会战”。我家属时任卢家大队赤脚医生，她在公社防疫站指导下也加入了“大会战”，带领各生产队卫生员到越渎河查螺灭螺。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经过数年的努力，全县钉螺面积下降了99．9％，病人下降了96．8％。我县“送瘟神”战果辉煌，被评为省血防工作先进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