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牌工业创始人严正权

闲来无事，脑海里不由得闪现出界牌工业创始人严正权、陈兆连、刘纪福、陆正明、郭纪福、陆廷裕、孟金泉、陈玉祥、陈春才等一批老同志的身影。时过境迁，他们大都步入了古稀之年，有的甚至已经先逝，但在人们心中，仍似昨天的镜头，就像烙印般地抹不去、挥不掉。本文将重点介绍一下这批老同志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界牌原工业公司第一任经理严正权的创业人生。尽管他去年已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精神，既是这批老同志奉献界牌工业的缩影，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种宝贵财富。

提起严正权，在界牌几乎家喻户晓，除未成年人外，没有不认识他的。他是界牌立新村人，儿时读过私塾，虽不是什么初高中生，但其精通四书五经，谈及历史古典之类话题，可谓是滔滔不绝，让人肃然起敬。他年青时代在老家务过农，学过手艺，也在上海打过工，做过生意，六十年代曾在市轻工业局担任过科长。六十年代末时，时任界牌党委书记的徐元海同志（后任丹阳市市长、市委书记）慧眼识人，伯乐择优，与当时的党委副书记郭富春（后任常州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戴正林（后任丹阳市政协副主席）研究后，将他调至界牌，委任其任工业公司经理，开始了严正权的创业人生，界牌工业的这张白纸，也随之铺开描绘的蓝图。

当时的界牌，是丹阳最穷最贫困的地区，老百姓住的是茅草屋，整天为温饱犯愁，光棍多、乞丐多、吸血虫患者多、外出逃荒的多是界牌的真实写照，十里八乡的姑娘都不愿意嫁到界牌。在这种背景和条件下，要发展工业，谈何容易，作为界牌的第一任工业公司经理，严正权深知计划经济瓶颈的弊端，又深知肩负的责任有多重，工作如履薄冰，举步维艰，如何在这无资金、无项目、无人脉的重重困难面前，杀出一条血路，开启界牌工业的新纪元？严正权就像战场上的指挥员一样，深思熟虑，认真调研、统筹方案。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个习惯，平时喜欢独自一人端着茶杯，嘴上叼根烟，低着头在办公室来回踱着“四方步”，这是他思考问题最认真的时刻，而他最宝贵的作风是下基层调研，平时一有空就骑着自行车在各村转悠，为的是了解情况，寻找人才，捕捉信息，还经常与党委领导研究工作到深夜，双眼熬出了血丝……我曾经在界牌政府机关工作过十八年，与严正权经理交往密切，虽后来工作调动辗转了几个乡镇，每当考虑这些乡镇的工业发展时，就会想到界牌严正权经理的工作抓手和发展理念，甚至花了一定时间专门研究了他工作的“套路”，这里不妨重笔一提，简称“三步棋”：

第一步：攻坚克难，把工作重心放在孕育村办工业上。

六十年代初期，界牌有几百位上海下放工人。从事各种手艺、行当的人都有，大到机械制造，小到生活用品，在上海厂家都是技术骨干，还有不少都是车间一线的“小头头”,可谓门类齐全，人才济济，对专业熟门熟路。他苦苦地寻思着，这些人放在农业第一线充当劳力，英雄无用武之地”，不是大材小用吗？未免太可惜了，何不让这些力量聚集起来发展工业呢？于是他逐个与下放工人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把笔记本记的满满的,成了界牌下放工人的“活字典”,只要是适应村办工业投资少、上马快、销路好等条件的，他就领着下放工人，一个村一个村落实发动，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帮村干部梳理思路,坚持成熟一个，创办一个。原立新村把原先在上海搞有机玻璃制品的下放工人组织起来创办了有机制品厂，从生产烟嘴、烟盒、拉手、台灯到生产汽车灯罩、饮料机，再到后来生产塑料粒子；原跃进村还办了一家骨灰盒厂，用各种色彩的有机玻璃制成的骨灰盒十分漂亮，在殡仪馆很是抢手；原团结村先是创办竹席厂，后又通过下放工人的技术办起了云母厂，先是贴云母片半成品，后发展到用于火车、飞机上的云母管、云母带之类产品，这种绝缘材料非常有科技含量，而且附加值很高，村上还着实赚了不少；原东风村利用下放工人的技术先办起了模具厂，并花小钱从上海买回数台人工压机，开始研究汽车灯具总成，小厂办得红红火火；还有几个村利用长江自然优势，办起了柳制品厂和芦席厂等等。就是凭着这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念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这股子热情，界牌12个村的企业如雨后春笋，火山般地喷发出来，通过67、68、69短短三年的努力，村办工业从起初的几家企业发展到25家，全镇工业产值也由几万、十几万升至100多万，这些不起眼的数字，在当时“以粮为纲”的背景下，犹如抱上了“金娃娃”那么高兴。据统计资料表明，通过七十年代近十年的努力，界牌村办工业的产值从100多万连续多年高位增长，到1979年末已达1600多万。

工业反哺农业，实际上从7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甲等劳力劳作一天也只有几毛钱，经营不力的生产队甚至只有几分钱，几乎户户超支，好在村办工业按人头下拨30至50元的年终分配资金，给村民以额外的补偿。这一小小的创举让几百年指望黄土生存的人们，终于被村办工业的兴起所惊醒。因为他们从村办工业上看到了希望，也激励着当时的年青一代追寻新的梦想。面对这些成果，作为工业公司经理的严正权，理当兴高采烈，但他没有因此居功而沾沾自喜，仍然心事重重，眉头紧锁，面对界牌人多地少、工业头绪纷杂的实际和党委政府的要求和鼓励，他又在思考更大的动作，酝酿更新的工业布局。

第二步：因势利导，把战略重点拓展到创办镇办工业上。

七十年代初的界牌镇办工业仅有两家：一家是界牌农具厂，办在与新桥相邻的大成桥古镇上，是大集体企业，属于双重领导。行政、人事、效益归属乡镇工业管理局；党务关系隶属界牌镇党委管理。准确地说，界牌镇财政几乎享受不到益处，充其量就是每年可以安排几名招工指标给政府；另一家是办在东风村的界牌综合厂，生产小块块乌钢、合金钢之类的产品，规模也很小，工人也只有五、六十人，每年上缴政府的利润也就几万元，让政府用作办公经费，其中大部分是分到各村当作特困户救济款使用。

当时的乡政府所在地是红旗三队，办公用房是从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四军路北特委江南指挥部”移交过来的，当年的房屋主人是原红旗三队一位姓乔的老板。这幢小有名气的建筑，还着实有着非同一般的气派，南侧有六间正房，并附有带老虎窗的小阁楼，室内所有地面都铺置了木制地板；正房后面有约100平米左右的天井，假山丛木，鸟语花香；两侧各配有3间一应俱全的生活厢房；紧挨两侧厢房的是一幢古色古派的6间2层砖木结构的楼房，一楼有80平米的大厅，六根红漆圆柱格外夺目；二楼有精致的阳台、花色的扶手，组合性的长条玻璃雕花排，显得分外富丽。整个院落真的不亚于电视《大宅门》的风格，在丹阳、武进一带也是屈指可数的。

可与此形成绝对反差的是，政府所在地除一个南北向、长带型的且又破烂不堪的村庄外，四周全是荒野的高田、低田和杂草丛生的墓地，要论工业发展的基础，用“一张白纸”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为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穷二白”的面貌，打造一个富有活力和影响力的新界牌，当年党委政府的徐元海、郭富春、戴正林、李锁章、魏凤翔、顾龙生等一批老领导通过无数次调研，并与市有关市部门无数次的协调，最后终于拿出方案，提出了在政府所在地这个界牌的中心位置，新建现在界牌人天天叫在嘴边的“红旗镇”，作为界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号召。党委政府一手抓农田基本建设，集镇规划、绿化造林和“红星片大会战”；另一手抓供销社、粮营所、邮电局、银行、中小学、财税所等“七站八所”的迁移。

至于工业这一摊子千斤重担，自然就落到了严正权的肩上。要在这片土地上兴起镇办工业，作为界牌经济的龙头，为将来惠泽于民的经济主阵地，严正权经理深思熟虑、壮志满怀，他从村办工业的成功经验中悟出了新思路，新规划。首先，在不影响村级经济的同时，筛选一批骨干项目加入镇办工业的行列。通过政府的优惠政策和金融、工商等系统的优先支持，加上打一些计划经济的“擦边球”，把一些村办企业想上又上不起的和已经上了但效果不明显的好项目放到镇办企业来孵化，逐步把“项目”做优，蛋糕”做大，企业做强，记得界牌有一位叫姚仁年的同志当时在省轻工业厅工作，他主管塑料粒子的分配，到底是家乡人，有着浓浓的故乡情，每年从他手里争取的平价计划足有几十吨，解决了界牌工业不少难题。其次是组织建立一批有志向、有门路、有公关能力、有吃苦精神的供销员队伍。通过连续几年披红带彩的表彰、庆功，界牌的供销员队伍达到了千人之多，随后几年，供销员“四千四万”精神的提法就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并沿袭至今。当时每逢重大节日，严正权都要带领公司人员走访慰问一部分优秀供销员，送去党委和政府的问候。再次是挑选一批政治条件好、熟悉经济、善于管理的村干部和供销员担任镇办企业的领导。让“泥腿子”干部离开田埂进企业、学管理、跑“江湖”、抓工业在那个年代确实是一个伟大创举。通过一次次的培训，一次次的经济分析会，一次次的外出学习考察，让企业领导在经营管理上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由行家变为专家。

到1975年左右，镇办丝绸厂、针织厂、皮鞋厂、表带厂、电工材料厂、云母厂、玻璃厂、压延厂、农机厂等20多家企业都先后落户开张，政府新建的“红旗镇”这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形成繁华的“十字街”，南北向为中心路，东西向为界牌路。除银行和邮局是二层小楼外，其余全是清一式的平房建筑和沙石马路，虽没有高楼大厦，但与昔日草滩墓地相比，已显得十分繁荣，格外清洁整齐，这个“世外桃源”真的给人一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感觉。据统计，当时的界牌工业总产值已达3000多万，以后几年几乎一直处在高速增长状态，到1984年，界牌工业率先在镇江市第一个进入了“亿元乡”的行列。让人最激动的时刻是每天上班时分，全镇4000多名“离土不离乡”的职工，骑着自行车从四面八方像潮水般地涌入工厂时，那种车水马龙的情景、那种斗志昂扬的精神状态，真的会让你驻足，让你陶醉，让你赏心悦目。

农田基本建设的硕硕成果、镇乡面貌的日新月异、工业的快速增长，让昔日穷乡僻壤的界牌在省市县榜上有名，前来参观的各级领导络绎不绝，各级媒体也长年蹲守在界牌，总结推广界牌的模式和经验。当年丹阳全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也破例在界牌召开。这一切让我记忆犹新，因我当时已是党委秘书，一切都是亲眼目睹的，为什么让我震撼，是因为这段历史变革得如此传奇、如此神速、如此美妙。反思一下，穷了几辈子的界牌，如今旧貌变新颜，靠的是什么，用时任界牌党委书记戴正林的口头禅说，就是“物质第一性，经济是基础，工业是保证”。再用严正权的话讲，就是“工业富百姓，打拼才会赢”。

第三步：改革开放，把民营经济之火熊熊点燃。

丹阳相对发达的地区在东部，而界牌又是东部地区的首富。

从八十年代起，这里的民营和个私经济已在民间悄悄兴起，起步阶段应该说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甚至是偷偷摸摸的。作为工业公司经理的严正权，曾经给我讲述了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经济领域冲破了过去极左路线的束缚，搭上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快车。随着乡镇工业的日益崛起，人们的思想面貌也逐步解放，逐步开放。

尤其是致富心理，显得比其他地区的人更为迫切，其实这种心理是很正常的，不经过严寒的冬天，就不知道春天的温暖，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人，谁不想发家致富，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更何况这些已在乡镇企业工作多年的供销员和技术骨干，对工业产品的流程、原材料的渠道、生产加工的厂家以及销售的渠道等已熟门熟路，于是，就有一些人通过“转手销售”和“地下作坊”的模式，干起了个体私营经济，也有一些人脚踏两只船，白天在企业上班，晚上在家从事个体作业，更有一些供销员，把在外订的利润一般的业务放在企业拿报酬，而附加值高的订单则留给自己生产，如此等等，这些现象，对乡镇企业毫无疑义的是一个冲击，更严重的是影响到了一直坚守企业的“上班族”，看到不少人腰缠万贯，一夜暴富，心里也痒痒的，不免有着跃跃欲试的念头。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党委政府是站出来“刹车”还是因势利导，时任党委书记聂刚健同志指示严正权经理带着公司人员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调研，最后拿出的方案是，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则，与其堵后门，不如开前门，一方面提出乡镇企业要升级转型，进行改制；另一方面放开个私经济政策，允许创办家庭工业，同时围绕界牌灯具之乡的特点和优势，与工商、税务等部门联手规划创建直至今天在全国都小有名气的“华东灯具城”，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赞同。集镇规模迅速扩张，到1995年左右，灯城除界牌路、中心路外，又增添了南大行、富民路、旭日路、镇中路、灯城大街等十几条工贸大街，供个私企业经商。同时，各村也开始创建工业园区，全面铺开了个私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战场，让有识之士都能够捷足先登，有用武之地。记得聂刚健书记当时曾提出一句有远见的口号，叫着“灯城一间屋，子孙都享福”，现在确实实现了，老百姓也都从心底里感受到了。

当然，严正权经理这些年所费的心血，所作的责献，老百姓也是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创业阶段，正值农业学大寨高潮时，严正权几乎放弃了小家，家里三个小孩的衣食起居、供书上学，外加圈养的两头母猪、自留地一年四季的种植等繁重的家务全由体弱多病的妻子承担了不来。在严正权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他实事求是、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和热衷工业、勤勤恳恳的作风以及善于探索、敢闯敢干的精神。界牌的今天、明天和将来仍少不了他这种理念，这种作风，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