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自有农家乐。春节前，杀口肥猪过年，自家不用上街买肉买油了，还能卖出大部分猪肉，这比卖活猪要划算得多。
生产队分田到户那年，第一次获得粮食大丰收的我家杀年猪，那个喜悦无比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那天早饭后，跑去大队代销店买回烟酒的我同时也请来了杀猪的。妻子用干柴烧了两大锅烫猪的开水。杀猪的是中河阳村张生保和他的儿子张东。老张叼着香烟、眯着左眼，不紧不慢地磨着杀猪刀，儿子熟练地打起拎肉的草纤子。村上冬闲下来的男女老少乡邻，就像赶集看戏一样，聚拢到我家大门前看热闹，我忙给大伙儿散香烟。满身是油的张生保，将衣袖一捋，一把揪住肥猪的耳朵，上来帮忙的三个年轻力壮的小青年，分别抓住肥猪的尾巴和四条腿。老张高喊：一二三！”众人就把拼命挣扎的三百多斤重的肥猪摁倒在大板凳上。张生保左手扳着猪下嘴，右手拿着明晃晃的杀猪刀，一下插进猪的要害部位，等刀一拔，猪血喷红了老张的右胳膊和地面。十分钟光景，就接了大半盆猪血，猪的嚎叫声才逐渐停了下来。
动作熟练的张生保从猪的一只后蹄上割开了寸把长的口子，用根三尺多长的圆头铁棍，捅猪皮下多处凹陷部位，以便烫猪吹气时好刮毛。他又一次高喊“一二三”，把沉重的大肥猪抬进大木桶里，然后用根粗草绳兜着猪腰，边晃边刮毛。张东在后腿皮开口处紧咬着腿皮，涨红着脸猛吹气，顿时凹陷的部位迅速地鼓起来，黑猪毛被刮得一干二净，只有猪喉刀口处，还在不停地冒着血红气泡。
开膛破肚后，热气腾腾的精肉块还在颤动着。扒完油倒完内脏，老张将肥猪剖成两片，嘴里噙着刀背，很轻松地抱起一百多斤重的半片猪肉，挂在大门前槐树的铁钩上，任乡邻选购。那时有的给现钱，有的记个账，等到来年丰收时再结账。
老邻叔“五保户”刘生发，喘着气挤进人群，摸摸捏捏好猪肉，就是无钱买。我叫老张割一刀三斤多重的肉，免费送给他。老人双手作揖，连说几个“沾光、谢谢”笑眯眯地走了。
妻在锅灶间忙得热火朝天。大锅煮饭，灶上放了四斤颈口肉；小锅猪血烧白菜，等老酒温热后端上大桌。帮忙的邻居和舅兄、表侄们，欢天喜地地陪着张生保父子，边喝酒边吃肉。
各人几杯老酒下肚，全身发热快活，漫无边际的闲聊话就越说越多。整个堂屋欢声笑语，热气腾腾，洋溢着分到户第一个丰收年杀年猪的喜悦。
喝过酒吃了饭，张生保收下五元手工钱，带着猪鬃和小肠，和儿子笑眯眯地抬着烫猪桶走了。妻和我商量，把猪心肺、大肠、猪血和十几斤肉，分别送给双方父母、兄嫂、表侄、近邻；剩下的肉，腌制腊肉，把猪肉、猪蹄、大腿骨等，留到大年三十中午，再杀两只老母鸡，烀上一大锅，大人小孩可以放开肚皮吃肉喝喝汤。这一年，是我家有史以来名副其实的“肥年”。
鞭炮旧事
我对鞭炮最早的记忆大约在6岁那年春节。当时我有个玩伴叫忠宽，他父亲高大体壮，性格刚烈，但忠宽却比较文弱，明显的表现是：我喜欢放鞭炮，而他不敢放。有一天，他父亲看见此情形，很恼火，打了儿子屁股，还拿我作对比：看看金义怎么放爆竹的！然后将家里的鞭炮交给我演示。我放了一个又一个，喜不自禁。忠宽最终还是不敢放。结果，我得到一挂鞭炮的奖励。
对于70多年前的男孩子来说，春节的趣味除了零食的香甜就是鞭炮的硝烟味。有一年除夕，父亲照例拿出鞭炮给我燃放。父亲不知道，我已经偷偷将一些“大雷子”的引信做了手脚，为了是独占这些“大雷子”里面的火药，好自己造小鞭炮。我从那些“大雷子”里剥了一瓶黑火药，自造鞭炮的趣味妙不可言。
有一回，我还将燃放过的“魔术弹”留下的纸筒里灌上火药，夜里点燃，喷出的火花煞是喜人。
上学后，我更调皮了，恰好碰到两个臭味相投的表兄弟，有一年春节，我们用压岁钱一起上街购买足够的鞭炮，然后盼着夜色降临——去人家院子外向里面扔爆竹。徐家祠堂是我们第一个“袭击”对象。因为我们仨普遍憎恨他家的看门狗，而且我们知道那条狗睡在院子里的哪个角落。所以，当连续的爆竹声引起狗狂吠时，我们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第一次“袭击”没有引起主人的强烈抗议，但第二次袭击导致我们仁成了“丧家之犬”——徐家祠堂的老头儿破门而出，拿着棍子大骂着撵我们。我们好不容易摆脱追兵，但回家时，大门紧闭，外婆在里面说：你们今晚别睡觉了，放爆竹去吧！”随着年龄增长，对鞭炮的兴趣越来越淡。如今市场上的鞭炮、烟花品种繁多，若在童年、少年时代，它们能勾起我多大的欲望啊！那样单纯的趣味已经逐渐在年岁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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