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延陵年年都养鸭，故延陵鸭饺名闻远近。上世纪六十年代延陵建起了孵坊，每年都有大量的苗鸭供给各生产队和养鸭人饲养。入秋，肥壮的成鸭食品站全部收购，销往市场。本地，只能消费其中的一小部分，更大的数量，都供给附近的一些城市。这样，每年就有数以万计的成鸭，送到丹阳火车站去。
延陵到丹阳东门36里，到火车站50里出头。那时尚未具备现代化的运输条件运送这些鸭子，而是雇人分批次徒步赶送。1967年我17岁，刚初中毕业，因“文革”无高中可上，而在队里参加劳动。那时我身体健康，活泼好动，所以每次都雇我赶送鸭子。两年中，我送了近20个批次，做了两年年轻的赶鸭佬。
每次送鸭，数量都在2000只左右，食品站雇请6人，报酬是每只鸭三分，一次约60元左右，每人可分得10元。那时生产队的工分值是0.3元，一天中可得10元，当然是许多人都眼红的了。殊不知，这一天中要付出的汗水和心血，却也是不少人都难以知道的。
送鸭那天，6人都半夜就起床，为了一天的体力消耗，都得用干食填饱肚子，还要烘10来块麦饼带在身上，以作午餐和下午的点心。
浓重的夜色里，鸭群在灯光里被赶到简渎河里，形成长长的队伍向丹阳进发。赶鸭人都手执长竿，在河两岸分成了三组。前组指挥鸭阵的尖兵，控制着方向和前进的速度。中间两人保证不出现散兵游勇，更不让一只鸭子爬向两岸。最后的一组负责断后，不使一只掉队。6人要不住地左遮右拦，前后来往奔波，而且走的全是不平的河岗土路，单从延陵到丹阳火车站，几乎都要走上八九十华里的路程。
鸭阵在简渎河里基本还是顺当的，但大河沿途上与许多小的河沟相连接。到河与沟的交汇处时，总有一些鸭会涌入沟中。这时，中间和后面的人就得赶紧把它们赶回大河之中，并封堵住缺口。往往有些鸭子，这时很不听话，要费上很大力气，甚至要人跳下沟，才能恢复有秩序的队伍。
从沟上爬上来的人，遇小河沟涉水而过的人，上来时是全身滴水，但谁也顾不上擦，继续赶鸭前行。尚未把湿衣晒干，前面又出现河沟，又要一次下水了。
每走10多里，人和鸭都出现疲乏。于是便选一处河滩，停下来休息一阵。近午时的那次休息中，大家坐在地上，掏出麦饼就着凉开水吃了午餐。这的确是一顿名副其实的粗茶淡饭，现在的年轻一代似乎已经难以下咽。但那时的赶鸭路上，过度的劳累和饥饿，6人却都吃得有滋有味，都在麦饼的细嚼中尝到了甜味。
两腿沉重如铅，脚掌磨起了几个血泡，但后面的几十里，仍得来回奔跑，前堵后赶。尽管人人都是走一步痛一步。在初中几年中学过几首唐诗，赶鸭中我也即兴一首打油诗：赶鸭日当午，汗滴河岗土。谁知赶鸭人，步步皆辛苦。”途中的每次休息时，产蛋的一些成鸭，会生下一些蛋，全途中往往有三四十枚。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这些蛋，归赶鸭人所有。当然，几十枚蛋，路上携带很不方便，于是就寄放在沿途相识的人家，归来取走时，送几枚给那家作为谢礼。一次每人可分到六七枚蛋，回去可给全家改善两顿生活。在那物质尚不富裕的年代，是十分难得的。
下午，鸭群到了丹阳东门，从宝塔湾上了河岸，穿过几条公路和若干街巷向火车站赶去。这是赶送全程中最最艰难的一段路程。汽车的干扰、路人、出现的各种声音和响动，极易出现鸭群的散乱和丢失。这时6人早就全都精疲力尽，两腿疲软，头昏眼花，但此时却要人人咬紧牙关，瞪大眼晴，拼命地奔波，不住地前阻后赶，左遮右拦，以求不损失一只鸭子。好在开车的师傅，路上的行人，甚至店的许多员工都很帮忙，帮助我们维持着鸭队的整齐，体现了社会主义的良好风气。所以每次赶送，都极少出现一两只丢失。
傍晚，2000只大鸭终于送到了火车站。当全部点交给公司人员时，6人长长地舒了口气，擦擦满头满脸的汗水。大家坐了下来，啃着身上剩下的最后两块麦饼。如果哪次多送了100多只鸭，路上又还算顺利，大家一高兴，就到小饭店里每人吃一碗光面，再出点加工费，请饭店炒了一盆鸭蛋。这时，真别提有多高兴了！
拖着两条如铅的腿，带着一身的汗泥和足底的血泡，在夜色里步行回家。好容易走到接龙桥上，古镇已是一片静寂，人们早就睡熟了。回家躺在床上，更感到了全身无力和酸痛。
两年中我赶了几十次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记忆，也学到了许多东西。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每当我遇到困难，感到辛苦时，我就会想起少年送鸭的经历，从中得到许多克服困难、不辞辛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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