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上海、南京及苏南全境沦陷，日军进犯沿途，狂轰滥炸，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当时的丹北人民同样淹没在火海和血泊之中，人民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1941年，16岁的柴汝耕听从地下党的召唤，在其兄柴汝奎参军抗日、随同粟裕部队转战南北的影响下，毅然决然地投身革命，参加了后巷当地的“青抗队”。
丹北地区位于京沪铁路与长江之间，处于交通枢纽的战略要地，也是敌我必争之地。1943年3月，敌伪大规模地在丹北地区进行军事“扫荡”，企图寻找并一举消灭我军主力及一切抗日力量，在实施“清乡”的计划中，集中兵力强占重要点线，昼夜不停地实施梳篦式、拉网式的清剿，当时铁路、长江和公路交通全由敌伪控制，境内敌伪据点密布。
为了对付敌伪的“清乡”，我军主力向外线转移，以打击钳制敌人，留下少数党政人员以精干武装在“清乡”区内进行反伪化、反投降的斗争。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下，既不能采取消极、单纯的坚持，又不能试图立即推翻、粉碎敌人的现有统治，要完全彻底打破敌人的“清乡”企图是困难的，斗争十分艰苦。我方决定由建立游击根据地转变为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坚持小型武装斗争和地下党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开展了群众性的反“清乡”宣传运动、破坏公路交通运动、游击和锄奸运动，有力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镇澄公路是横跨丹北的主要交通要道，留下隐蔽坚持抗战斗争的柴汝耕等人接到任务时，主要是选定埤城与孟河区间的公路桥梁进行破坏，敌军的车辆时常被卡在公路中遭我方突袭。另外有条自高桥至界牌的土公路，途中架设了许多木桥，此条道直达江口，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日伪在高桥构筑碉堡及军事基地，日军及伪保安大队重兵把守，沿路还设有多个碉堡，同时新四军在界牌设有江南指挥部。
如何破坏此段交通，当时地下党进退两难，若不切断交通，日伪将畅通无阻，大肆扫荡；若在敌人眼皮底下捣毁几张木桥，虽不在话下，但路边的老百姓将立即遭殃。柴汝耕与地下党人王福根再三商量，决定巧施计谋，以达目的。他们发现，土公路是从农田中堆建的，当时大潮汛即将来临，于是他们将多块田头水沟引至路基，使公路受潮水浸泡后将泥泞不堪，同时他们将一张木桥的支撑点拆除了几块砖，让其受力时，木桥倾斜。随后，看到敌军的卡车走上桥时，车辆侧翻了，好不容易退出。另外途经新桥段的土公路，白天老百姓被迫筑建，晚上老百姓又偷偷地扒掉，这样，使得敌军的车辆再也没能驶上这条道，此公路始终未能派上用途。
敌情侦查也是地下党人的主要任务之一。有次柴汝耕受命进入高桥的日伪碉堡打探军事设施情况，他即利用村里派出的“民工”身份作掩护，由日军碉堡中的内线接应带入碉堡内为修建浴室做小工，早上一进入工地，看到的情况让他震惊，碉堡周边的防御很周密，也十分敏感，当时有两位挑菜的生意人走过碉堡旁歇下片刻，即被日伪兵放出狼狗将两人活活咬死，惨不忍睹，可见戒备森严。某天，柴汝耕装作为浴池加入近二十担水，发现浴池中有三十几双拖鞋，他心中对这里通常蹲守的敌兵数量有了知晓。下午，柴汝耕向翻译提出活计已干完，没带干粮未吃午饭，能否早些下工。
翻译带他进办公室向鬼子小队长报告，并关照他要行大礼。柴汝耕乘机进入内部，看到有两挺机枪，同时看到有鬼子兵正用步枪向外射击。柴汝耕装作好奇地问翻译，这“”枪声在打什么，翻译告诉他这是在与尧巷的碉堡对射示威。打探到碉堡中的这些情况，他及时报告了地下党组织。
1944年，组织上将柴汝耕化名“陈洪”秘密入党，继续坚持留守敌后斗争，为分化瓦解敌人的阴谋，为服务于新四军的南下北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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