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的枪声打响后，形势越来越紧张，凡是有家在农村的上海人开始来乡下避难。

淞沪会战两个月后，逃难的人逐渐多起来，从九里经过向西逃难的起初还是陆陆续续的，后来逐渐“连绵不断”了。火车只作军用，老百姓搭不上了，只能靠两条腿跑。从九里经过的都是从延陵来的，往宝埝方向去，从南京过江。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只要过了南京就可以避开打仗了。

十一月下旬一天晚上，有一批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军队住宿在九里，人们就去向他们打听消息。其中一位军官模样的人说，军队马上要退到无锡，要走的赶快走，迟了就走不出了。九里有些人就急了，便打算逃难，用一条白布，写上“江苏省丹阳县九里乡难民”到乡公所去盖上一个红印，将它别在胸前，这就是证明身份的难民证。

大约是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的一天，我也踏上逃难的行程。家里将一条棉被用被单包起来，里面裹一套内衣裤，一双袜子，这就是我的行装。那时，冬天都穿着棉袍，外加一件长衫，走路不方便，就在腰上束一条布带，将棉袍前后下摆折叠起来，塞在布带里，腿就可以迈得开了。起初棉被是用绳捆了背在背上的，时间久了就感到肩膀累，后来就将棉被卷成长条，将两头拢起一扎，像救生圈般斜挎在肩上，这样就省力多了，而且可以把它当围巾御寒。

我们一行十多人没有打算从南京过江，一来怕遇上鬼子的飞机，二来下关到浦口的轮渡一定很拥挤。我们走的路线是向西穿过三茅峰，跨过京杭国道（宁杭公路），经过句容江宁县境，从小丹阳到当涂，以后找渡口过江。

我那年15岁，第一天就跑了七十多里，住宿时连晚饭都不想吃，早早地睡下，昏昏沉沉的感到浑身火烧。大人们都为我担心。假如明天不能上路成了他们的累赘怎么办？迷迷糊糊睡了一晚，第二天清晨大伙儿起来收拾行李时，我也一跃而起，照样吃了早饭又同大家一起上路了，大家才放心。

第三天我们住在小丹阳过夜。第四天的目标是当涂县城，因为怕遇上鬼子的飞机，从当涂城穿过，匆匆地向东梁山进发，在东梁山过的江。就在向东梁山的路上，我们遇上了丹阳县中校长潘敬所一家，我曾经做过潘校长一学期的学生，所以认识。潘校长为安排学校里的事，耽搁了没能坐火车早走，只能跟着逃难的人奔走。可怜潘校长哪里吃过这样的苦，痔疮跑得发作起来了，拄着一根棍子一步一步挨着走，实在受罪。

我们一行同潘校长一家同船过了江。因为这里江面较窄，是冬季枯水期，过江很顺利。到西梁山就和潘校长分路了。我们下一个目标是无为县运漕镇，因为那里有熟人，到那里暂时歇了歇脚，看看形势再作打算。大家以为过了南京就放心了。那时听说国军将领唐生智率十万大军守南京，夸下海口誓与南京共存亡。大家以为上海打了两个多月，那么南京至少也得抵抗一两个月，可能还要举行和谈。我们就不要再流亡逃难了。万万没有想到住下来还没十来天就听说南京失守了，连当地人也准备逃难了，于是又打起行李包继续向西走。

这时国难当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安徽人民对江苏的难民十分同情和关怀，凡有难民经过的城镇都办起了难民所，接待江苏难民，一宿两餐。最使人感动的是桐城县城，所有的旅馆饭店停止营业，招待难民，我们这一行这样走走停停就快年冬岁底了，天又下起了雪。我们准备在庐江县黄姑闸镇借小学校舍住下过春节。这时一行人思想就产生分歧，有的要继续西行，有的感到前途茫茫逃到何时何地为止，而且大家都思家心切，所以过了年后，一部分就向回家的路行动，一路走一路打听，后来就回了家。只有少数人继续西行，目的地是汉口。这时，带我走的三叔与皖南的同学联系上了，说皖南山区很平安，于是我俩就从铜陵过江去皖南，结束了逃难的生活。

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听说潘校长一直逃到四川某地，并在那里办起了学校。逃难时，沿海地区大批知识分子流亡到西部，促进文化交流，现在想来未尝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