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再次发动全面内战。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在他们自己发动的内战中总是打败仗，而一打败仗，士兵不是主动投降就是被解放军俘虏。蒋介石为了将内战持续下去，就向全国颁布了补充兵员的命令。老百姓又不愿意为蒋介石的内战卖命，各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完成征兵任务，就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强行将青壮年送到国民党的前线部队当兵。
那时，基层行政长官叫保长，保长既要完成上级任务，又怕得罪早晚都要见面的乡邻。所以抓人一般不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大都由保队长带领保丁按保长、保队长事先拟定人选，在晚上搞“突然袭击”，将人抓走，时称抓壮丁。这个被抓人选，都是忠诚老实、平时与他们有过节的人家。陈家埭的陈敖林为人忠厚，家庭又困难，他的大儿子陈步良就是在晚上被保队长陈福根带领保丁抓走的。陈敖林日夜啼哭，两年不到就郁郁而终。陈步良在解放战争中当了俘被释放回家。解放后由在上海眼镜厂工作的同村人陈永锡介绍，到眼镜厂工作，眼镜厂不愿意接收，介绍人说陈步良是旧反动派部队人员，不要工资，只要付给生活费就可以了。时间久了，陈步良觉得太委屈，就向工厂领导提出讨要工资，领导说你的介绍人介绍你来时讲好只付生活费的，陈步良就扬言要向上级部门反映。厂领导也意识到做法欠妥。
碰巧运动期间，就将陈步良作为反动派的潜伏特务送进了劳教农场。刑满释放以后就留在农场工作直至死亡。
我外公早亡，外婆到上海帮佣，后随东家转福州。小舅父陆正小在我家长大。一日，小舅父替我家扛了一袋米到孟河去卖，碰巧被在姚家埭头上坟顶玩耍的同村人付保队长姚某某看到。从孟河卖米回来，姚某某还等在坟地，要向我小舅父借钱。小舅父以钱不是自己的回他。回家后小舅父将此事告知我父母，父亲知道要坏事，晚上让小舅父睡到隔壁王山小家。果然，半夜姚某某带了保丁来我家抓我小舅父的壮丁，没找到人，又到隔壁王山小家去找。我小舅父听到声音早已站在蚊帐后面。姚某某不死心，又带人到别家去搜。怕他再回来，小舅父就连夜跑到麦田里躲到清晨。知道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为避麻烦，小舅父趁大家没起床就离家投奔他母亲去了。因外婆的东家是个解放军高干，解放后，小舅父由他介绍进了福建省公路队工作。由于小舅父聪明、勤奋，不久就被单位数次提升当上了单位中层以上干部。1960年趁到苏州学习、集训的机会，小舅父回家乡看望我父母。姚某某听说陆正小当官回来了，吓得不敢出门。父亲用当年韩信胯下之辱的典故开导小舅父，两人终于握手言和。
那时很多青壮年晚上都不敢睡在家里，而是在露天过夜。
据今年八十多岁的张小女老太回忆，他丈夫张金发在抓壮丁的风声最紧时，晚上几乎天天和一班同龄人躲在卅圩中间的一个大草泥塘里睡觉。其中有一个人鼾声特响，怕被人听见，他们一夜要弄醒他好几回。有的保长为了既完成任务又不得罪乡邻，就让所有适龄青壮年出米，集中起来买愿意去当兵的人，时称买壮丁（也有按田亩收米的）。而卖壮丁的大都是生活特别困难，或因故欠下巨额债务不得已而为之。永胜洲的姚林小就因为好赌欠下债务而先后以两次20担、一次18担米的价格卖了三次壮丁。其中两次逃回来、一次被俘虏后放回来，解放后，弄了顶坏分子的帽子带带，文化大革命中被反复揪斗示众。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就让所有适龄青壮年抓阄，谁抓到谁去，时称抽壮丁(抓阄也叫抽阄)。新桥有一富户的儿子抽阄抽到了要去当兵，家里舍不得，愿意出米买壮丁。廿九圩埭的魏富孝赌博输了些钱，就以16担米的身价卖给新桥那户人家替他儿子去当兵。魏富小走后，其母亲在家望着儿子拿身体换回来的白米日夜啼哭，在眼睛几乎要哭瞎的当口，突然有人跑过来告诉她，你儿子魏富孝回来了。
魏母哽咽着说：老小，哪里还有我的儿子哦，骨头都早变成灰了。”说话间，一个浑身邋遢、又黑又瘦的模糊身影跪在魏母面前哭着喊“姆妈”，母子俩紧紧抱在一起嚎啕大哭。原来魏富孝为人十分机灵，进入部队以后，在训练的时候就四周观察，并与伙房师父及周边住户搞好关系，打听部队何时开拔。在部队即将开拔前个把小时，魏富孝就躲到事先熟悉的人家地板底下。部队开拔时怎么也找不到这个人，时间紧迫，部队只好放弃搜寻。魏富孝估计部队走远了，才从地板底下爬出来。沿途又不敢问人，凭自己记忆的大体方位一直向家走。走了几天以后才敢找人家借宿。也才敢问家乡的方位。就这样一路走一路问，实在饿得不行，向人家讨一点吃的，走了十多天才终于到家。回家后，魏富孝将卖壮丁剩下的大米变卖，带着老婆到苏州创业，买了几台织獐绒的机器做起了小老板。解放后公私合营时合并到苏州国营獐绒厂，当了一名职工，1962年全家下放回农村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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