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

那是1937年，上海已于11月11日沦陷，此后苏州、无锡相继失守，日寇正气势汹汹地杀奔南京而来，时局万分危急。日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百姓惶惶不可终日。我家紧靠丹（阳）句（容）公路边，是日军进攻南京的必经之路。为保全性命，父母决定带着9个月大的我，逃离家园，外出避难。

开始的想法是外出暂避一段时间，待局势好转即可回家。谁知国军节节败退，国民政府已于11月20日宣布撤往重庆，12月13日南京失守。退路被封死，回家已不可能。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被日军撵着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越走越远，从南京到安徽，经武汉过长沙，直到湘西汉寿县才停下脚步，1941年再转湘中桃江县直至抗战胜利，辗转行程3000多里。

逃难是充满艰辛痛苦极其危险的旅程。体力消耗大是最基本的考验。一路上不管冬夏都要带着棉被、换洗衣服、基本生活用具．还要带着幼小的我。每天要走几十里路，两天一走双脚满是血泡，双肩红肿得像馒头，行走时疼痛难忍，连年轻力壮的父亲都深感体力不支。生活上毫无保障。每天都要寻觅庙宇、祠堂或碾坊、磨坊借宿，否则只能在人家屋檐下、院墙旁露宿。吃饭主要靠沿途乞讨，饥饱不定。尤其是我正处哺乳期，因奶水不足经常饿得哇哇直哭。最高兴的是遇有设立难民救助站的地方，那里有房屋供打地铺，一日三餐免费供应稀饭，只要形势不紧张，每每都要“赖”上两二天，稍作休整。路途充满危险。在南京下关往浦口渡江时，几万人在口边待渡，只有10余艘小船摆渡，加上日军已兵临城下，大家争先恐后．秩序混乱，就有一些入被挤落江中淹死。途中，日军飞机时不时飞临上空，实施轰炸扫射，造成难民伤亡。严寒酷暑、疾病也致一些难民客死他乡。

腊月的一天，皖西北寒风刺骨，滴水成冰。母亲用小棉被裹着我背在背上行走，中午休息时解开一看，我已冻得浑身发紫，气息奄奄。母亲含泪急忙将我置入怀中，盖上棉被，用体温将我慢慢捂热，才免遭不测。

幸亏父亲是镇江黄墟乡村师范毕业生，到达湖南汉寿县时，父亲带着文凭到县教育局登记，不久就被派往洞庭湖中一个圩区去办小学，后来又转往桃江县山区两所小学任校长。虽然生活清贫，但全家能过上稳定而温饱的生活，对难民来说实在难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学校，师生无不兴高采烈，父母都喜极而泣。1946年5月初，一家在鞭炮声中挥泪告别父老乡亲和众多学生，满怀喜悦的心情，踏上了返乡之途。一路车船，仅半个月就顺利返回故里丹阳西门外白兔镇。此时的白兔，与父母口中描述的富有繁华截然相反，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全镇400多户居民的楼房瓦屋，几乎全部被日军烧毁而改住低矮的草房。

家中也发生了很大变故，奶奶已经去世，大伯被日军杀害，大姐在人家做童养媳，二姐寄养在二伯家。家中所有财产荡然无存，宅基地被日军霸占，建起5座炮楼，挖了深水壕沟。面对此情此景，使人无比愤慨，重整家园刻不容缓。全家动手填塞壕沟，平整土地，购买建材，秋后建起两间草房．重新购置生活生产用具。不久大姐也返回家中，全家团聚其乐融融，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