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知青下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有五六个年头，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是十分艰巨的，既要做好知青的思想工作，又要做好他们家长的思想工作，而接受下放知青的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则要做好生产生活的安置工作。我在城镇（现云阳街道）党委和在企业工作期间，历次动员知青下放，都是在第一线，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下放的知青，早已回城工作，大多数都退休，已是爷爷奶奶辈了。回忆往事，感慨万千。
　　60年代初，城乡人民好不容易度过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及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时全国城市就业形势非常严峻，连年的高初中毕业生，大部分在家待业。这一大批知识青年，是国家的一支强大的生力军，不能使他们的青春年华无所事事地度过，他们的出路何在？党中央、毛主席为解决这一批知识青年的生产劳动问题，提出了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毛主席先后作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从1964年夏天开始，全国各城市和县城集镇，开展了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广大知青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农村，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
　　生活在城里的知识青年，他们在父母身边长大，从家门到学校门，高初中毕业后，待在家，都想安排一个好的工作，有的还是“惯宝宝”，冷暖都有父母照应。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只是在夏收和秋收时，由学校老师带领他们下乡拾拾麦穗稻穗，或做一些轻便的农活，大多数知青没有接触过锄头、钉耙、镰刀和其他农具，对农业生产一无所知。一下子要他们下放到陌生的农村去当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这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所以动员知青下放工作，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动员知青下放工作，开头是以块为主，各单位配合知青家长的思想工作，后来以条件分工动员，即知青家长在本县单位工作的，由单位负责动员；知青家长没有工作单位或在外地工作的，由居委会负责动员。当年我在城镇党委工作时，这项工作，党委书记挂帅，由我具体负责，并分工一个居民片（四个居委会），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知青下乡工作上。在“文革”前，已下放三批知青，在“文革”初期，部分下放知青进城运动，我曾受到多次冲击，内心深深理解他们的心情。时隔一年，又开展了动员知青下放工作。在最后两批动员知青下放工作时，我在县饮食服务公司工作，而其中最后一批，公司应下放的职工子女占全县百分之十。公司多数职工都是多子女，有的职工已有一个两个子女下放，最多的一个职工已下放三个子女，那年还要下放一个。动员工作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作为党员干部，困难再大，也要迎难而上。可以说，这项工作，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为艰巨的工作。
　　在开展动员知青下放工作时，各机关、工厂、企业、学校、居委会，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大造声势，形成知青上山下乡光荣气氛。大会动员，小会讨论，办学习班，更多的是个别谈心，上门苦口婆心地做知青和家长的思想工作，党员干部子女，是下放对象的，带头表态，送子女下乡务农。广大知青和家长，通过学习动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写申请报告，家长支持儿女下乡，把青春献给农村社会主义事业。县知青办及时发给批准书，并抓紧做好知青下乡安置工作的准备。对生活有困难的家庭，给予适当补助，购买一些下乡的生活用品，作好下乡的一切准备。
　　历次知青下放工作，根据县统一部署，由县和城镇召开欢送大会，下乡知青，个个佩戴大红花，由各单位敲锣打鼓，送他们到会场。欢送大会后，有的单位领导同下乡知青合影留念（1964年9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欢送大会以后，县和有关单位领导同33个下乡的共青团员，在体育场合影留念）。
　　下乡的知青，初到农村的新环境里，既要自理生活，还要和社员一道出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多数都不适应。他们在当地干部社员的关怀帮助下，逐渐适应新的环境，和社员相融合，和社员建立了深厚感情，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学到了很多农业知识和农活，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农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的当了基层干部、民办老师、赤脚医生，还有的在农村成了家，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飞跃发展，下放知青按下放先后和条件，在短短的几年里，都陆续上调到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等单位工作，有的参加高考，上了大学。由于下放知青在农村经过磨炼，很多成为单位的生产工作骨干，有的担任了领导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